那个德国顾问一声令下，8万红军锐减5万，毛主席被迫当场“翻脸”
这事儿得从一个德国人说起。
一个压根没在中国打过仗，连中文都说不利索的德国人，手里却攥着中国工农红军十来万人的命。
谁要是说这不荒唐，那才是真荒唐。
他叫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1934年的中国南方，他的话就是圣旨，他说往东，没人敢往西。
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被晾在一边很久了，除了一个听着响亮却没实权的“主席”头衔，他啥也不是。
咱们把时间往前倒倒。
蒋介石那边已经搞了四次“围剿”，全让毛泽东用他那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土办法给破了。
老蒋气得跳脚，但就是没辙。
到了第五次，他学聪明了，也请了德国顾问，搞了个“碉堡战术”。
这战术说白了就是耍赖，不跟你玩花的，就在你家门口一寸一寸地修碉堡，用钢筋水泥把你活活困死。
本来红军最擅长的就是跑，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溜，在运动中找机会。
可李德来了，非要跟人家硬碰硬。
他指着地图，用德语哇啦哇啦地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要跟人家拼阵地、拼消耗。
这不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红军那点家底，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广昌保卫战，就是这么一场血淋淋的教训。
战士们拿着简陋的武器，去冲击敌人坚固的碉堡群，人一排一排地倒下。
结果呢？
广昌丢了，中央苏区的地盘被啃得只剩一小块。
打了八个多月，人越来越少，地越来越小，红军被死死地按在一个狭窄的区域里，眼看就要被憋死了。
这时候，谁都知道，再不走，就得全军覆没。
可这个“走”，也不是简单地拔腿就跑。
怎么走，往哪儿走，这才是要命的问题。
1934年10月，八万六千多中央红军将士，告别了他们用血汗打下的根据地。
这场后来被称为“长征”的行动，在开始的时候，更像是一场狼狈的搬家。
李德和博古，当时的最高负责人，下令把兵工厂的机器、印钞票的设备，甚至办公桌椅都带上。
整个队伍拖家带口，坛坛罐罐一大堆，走得比乌龟还慢。
天上的飞机天天跟着，地上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蒋介石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就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湘江，他要在那儿等着，把这支行动迟缓的队伍一口吃掉。
毛泽东跟在队伍里，心里急得冒火。
他从缴获的报纸和零星的情报里，已经看出了敌人的意图。
这哪是突围，这分明是领着队伍往人家的口袋里钻。
他火急火燎地找到中央的负责人，提出一个建议：别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了，那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咱们应该立刻掉头，钻进敌人兵力最弱的贵州。
贵州那地方，山高皇帝远，军阀多如牛毛，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伸不进去，只要进了贵州，就等于龙归大海，能甩掉尾巴，喘口气。
这个在今天看来再明显不过的求生之路，在当时却被李德一口回绝。
他拍着桌子，骂这是“逃跑主义”，是动摇军心。
他坚持原来的计划，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冲过湘江！
命令下来了，那就只能执行。
一场地狱般的血战在湘江边上打响了。
湘江两岸，变成了巨大的屠宰场。
红军的战士们要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强渡那条并不宽阔的江。
天上是轰炸机，地上是几十倍的敌人。
战士们用自己的身体去填平通往对岸的道路，一波人倒下了，后面一波人踩着战友的尸体继续冲。
那几天的湘江水，真的是红色的。
当地的老百姓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一周的厮杀过后，中央红军虽然撕开了口子，主力渡过了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毁灭性的。
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三万出头。
短短一个月，五万多条生命就这么没了。
湘江的惨败，像一盆冰水，兜头浇醒了所有人。
队伍里死气沉沉，从将军到士兵，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
对那个“洋顾问”的迷信，被江水里漂浮的尸体冲刷得一干二净。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要这么打？
我们的红军，以前不是这样的。
过了湘江，李德还是不认错。
他固执地认为，只要到了湘西，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一切就都好了。
可他不知道，蒋介石已经在去往湘西的路上，撒下了比湘江边更密集的天罗地网。
再往前走，就是自投罗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毛泽东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不再只是提建议，而是开始四处游说。
在从湖南通道县往贵州黎平走的路上，他找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
他摊开地图，一遍又一遍地分析：敌人知道我们要去湘西，主力全堵在那儿了。
我们偏不去，我们去贵州。
贵州现在就是个空城，我们杀进去，敌人反应过来再调兵，我们早就跑远了。
这不仅是活路，更是把主动权抢回来的唯一机会。
他的话，终于有人听进去了。
湘江的鲜血，让所有人都无法再忽视他的意见。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的一个小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上，毛泽东和李德当面吵了起来。
李德暴跳如雷，通过翻译大声斥责这是背叛原定计划。
但这一次，没多少人听他的了。
周恩来、王稼祥等大多数人都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最终，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放弃去湘西，改道向贵州腹地进军。
黎平会议，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划亮了一根火柴。
虽然微弱，但它照亮了一条活路，让这支快要散架的队伍，看到了那么一点点希望。
进了贵州，红军果然像换了个人。
他们甩开了屁股后面的追兵，还顺手拿下了遵义这座当时贵州第二大城市。
部队终于有了几天宝贵的休整时间。
就在遵义，1935年1月，那场决定了中国革命后来走向的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一场持续了三天的“复盘会”和“问责会”。
会上，博古先作报告，把失败归咎于客观原因。
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
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摆事实，讲战例。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一步一步地分析，为什么会败，错在哪里。
他把李德那套“短促突击”批得体无完肤。
他的发言，说到了每个与会者心坎里，因为那就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会议的结果，是改组了中央领导层。
博古和李德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这不单单是换了个人来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指手画脚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路人。
从此以后，红军的打法彻底变了。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那支疲惫之师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在贵州、四川、云南的崇山峻岭间，上演了一出“四渡赤水”的大戏，把几十万国民党军耍得团团转。
他们跳出了包围圈，最终一路向北，在陕北落下了脚。
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被彻底边缘化，后来随部队到达陕北。
1939年，他离开延安，返回了苏联。
多年以后，他在东德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建筑部门官员，很少再向人提起他在中国的经历。
参考文献：
迪克·威尔逊 (Dick Wilson). 《毛泽东的长征》(The Long March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金一南. 《苦难辉煌》. 作家出版社.
王树增. 《长征》.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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