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3000字开幕词，获32次掌声，他却摆手：稿子不是我写的，是一个34岁的秀才写的！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
毛主席走上讲台，一篇3000字的开幕词，换来了全场32次热烈的掌声。
这篇稿子，成了！
可中场休息时，毛主席却摆着手，告诉所有人：稿子不是我写的。
这怎么可能？党内的“第一支笔”，他所有的文章都是亲自动手，这篇开幕词怎么会是“例外”？
他指的那个“秀才”，又是谁？
01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56年的8月。那会儿的北京，天气热，但中南海勤政殿里的气氛，比天气还要“热”。
为啥呢？因为中共八大马上要开了。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次“七大”，那还是1945年在延安开的。11年过去了，天都变了。我们打赢了抗日战争，打赢了解放战争，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一个崭新的中国已经站立起来了。
革命胜利了，接下来这国家要怎么建？经济要怎么搞？一大堆的问题摆在面前。所以，这个“八大”，就是要给全中国定一个调子，画一张蓝图。
这种级别的会议，你说压力大不大？
作为核心的毛主席，那段时间的忙碌程度，简直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焊”在了一份文件上——那就是刘少奇同志即将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
这份报告，是“八大”的灵魂，是未来几年国家发展的总纲领，一个字都不能错。
咱们来看看毛主席那几天的日程表，你就知道有多夸张了。
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就是为“八大”做准备。
会议一结束，8月24日，毛主席就修改完了刘少奇送来的政治报告草稿，密密麻麻写满了意见，送回去。
刘少奇同志也是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重新起草。到了8月29日，天还不亮，一份新的稿子又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拿过来就看，看完不过瘾。8月29日夜深了，他又拉着书记处的人开会，逐字逐句地分析讨论这份修改稿。
这还没完。8月30日，毛主席白天又看了一遍，还亲自给报告的各个部分编排了顺序。你以为他该休息了吧？不行。当天晚上，他又去主持召开了“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这真是连轴转，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可毛主席的精力好像用不完。
8月31日，又是天没亮，他又在灯下对那份政治报告的修改稿做了一些小调整。然后又写信给陈伯达、刘少奇，让他们“酌定”，还特别指定陈伯达去修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那部分，要求9月5日之前必须改好。
你以为这就完了？不。
8月31日一大早，他又给胡乔木写信，要求胡乔木利用上午的时间，把报告的头几个部分给“缩写”一下，要更精炼。
大家看看，从8月24日到31日，一个星期，毛主席的日程表密不通风，所有的“CPU”都用在了这份政治报告上。他自己都开玩笑说，自己和朱老总，还有“半个”少奇同志，都是在做“跑龙套”的工作，不能登台演主角了。
这话当然是谦虚，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他太忙了。
毛主席是忙着给别人“抬轿子”，给别人的稿子做“嫁衣”。可问题来了，他自己的活儿，谁来干？
按规矩，这么重要的“八大”，毛主席是要致开幕词的。这篇开幕词，是整个大会的“定音鼓”，分量千钧。
以毛主席的文采，写一篇开幕词，那还不是手到擒来？他那支笔，可是被公认“横扫千军”的。当年在延安，一篇《论持久战》就说透了抗日战争的未来。他的诗词，更是气吞山河。
胡适，那个自视甚高的大学者，虽然对毛主席的诗词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润之。
所以，毛主席写文章，不但是高手，而且产量惊人。他一辈子，所有的报告、文章，几乎都是亲自动手，从来不让别人代笔。
可这一次，情况特殊了。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那份几万字的政治报告上，那关系到国计民生。相比之下，开幕词虽然重要，但优先级只能往后排。
他就抽着那“忙里偷闲”的空，自己动手写了两稿。
写完，他自己读了读，眉头皱了起来。不行，不满意。感觉没写到位，不是他想要的那股劲儿。
眼看“八大”召开的日子（9月15日）越来越近，稿子还没定，这可怎么办？
毛主席也是个果断的人。他把自己的两份草稿拿出来，交给了陈伯达。
陈伯达，那也是党内鼎鼎有名的“一支笔”，理论水平很高。毛主席的意思是，你来帮我修改修改，整合一下。
陈伯达领了任务，赶紧回去“闭关”了。他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一通修改，洋洋洒洒，自认为不错，然后恭恭敬敬地把稿子呈了上去。
毛主席拿过来一看，眉头又皱起来了。
毛主席认为写得太长了，铺陈得太开了。
啥意思？就是说，陈伯达的稿子，理论性太强，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但缺少了开幕词该有的那种“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冲击力。毛主席想要的，是几句话就能点燃全场，就能把大会的精神给提炼出来的东西。
陈伯达的稿子，显然又被否了。
这下可真是有点急了。大会没几天了，总不能到时候真两手空空上去。
毛主席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烟一根接一根。他把身边的人想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人身上。
一个34岁的年轻人。
02
这个年轻人，叫田家英。
1956年，他34岁，是毛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负责文史工作。
毛主席把他叫来，把那两份草稿和陈伯达的修改稿都递给了他，只交代了一句话，一句特别实在的大白话。
毛主席嘱咐田家英，说把稿子弄简短些，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他心里有底就行。
听听，这要求多朴实。就是说，你不用给我搞得天花乱坠，你给我弄个精炼版的，几千字，能把意思说明白，我好上台，我心里踏实。
田家英接过这个任务，他知道，这分量可不是“口袋里有底”那么简单。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了。
为啥毛主席会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一个34岁的“年轻人”？
这就得扒一扒田家英的履历了。这小伙子，简直就是个“传奇”。
田家英，本名不叫这个，他叫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
他这身世，那叫一个苦。家里是开小药店的，本来还能糊口。可他3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
家里顶梁柱倒了，全靠母亲撑着。到了他6岁，进了私塾读书。可好景不长，他9岁那年，母亲也撒手人寰了。
9岁，成了孤儿。
哥嫂当家，对他这个小幺（他上面有哥哥和四个姐姐）可没那么多耐心。一看他整天就知道读书，书能当饭吃吗？
于是，哥嫂强行让他辍学，到自家那个小药店里当学徒。
干啥呢？抓药。
9岁的孩子，能干啥？但命运就是这么个剧本。搁一般人，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定了，守着个小药店，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可田家英不是一般人。
他天生就是个“读书的种子”。你越不让他读，他越要读。
从9岁到12岁，这3年，他白天在药店抓药，晚上、一有空，就钻进书堆里。他通过各种途径，把当时能找到的古典书籍，几乎看了个遍。
《东周列国》《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他全看完了。
这还不是最猛的。
最猛的是，他13岁那年，干了件大事——他读完了一整套《资治通鉴》！
我的天，13岁！《资治通鉴》，那是什么书？那是文言文写的编年体史书，巨著！别说13岁，就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有几个能老老实实啃完的？
这孩子，简直就是个“BUG”级的存在。
光看书还不行，他12岁就开始干嘛了？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了。
他用稿费养活自己，实现了经济独立。
有了钱，腰杆就硬了。他拿着自己攒的钱，考取了成都县立一中，重新走进了学校。
这不就是妥妥的“逆袭爽文”男主角吗？
如果只是个“学霸”，田家英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学者、一个教授。
但时代，没给他这个机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全中国都烧起来了。田家英在成都，也坐不住了。他满腔热血，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结果可想而知，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这种“积极分子”很快就被学校给盯上了——开除。
又一次辍学。
茫茫神州，何处是归途？
田家英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地方，一个当时全中国热血青年都向往的地方——延安。
1937年年底，这个15岁（周岁）的少年，和同学赵石英一起，从成都出发，一路途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里，跑到了延安。
他先是在陕北公学，后来又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在延安那个“熔炉”里，田家英的才华藏不住了。他文笔好，理论功底扎实，历史底子更是厚得吓人。
很快，他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03
1944年，田家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从侯方域说起》。
这篇文章，不偏不倚，被毛主席看到了。
毛主席自己就是个“文史爱好者”，一看这文章，哎？写得不错。这个作者，文史功底很深厚，用笔老辣深沉，而且有大局观，不是那种“掉书袋”的酸腐文人。
毛主席就问，这谁写的？
旁边人一查，说，主席，这是个20多岁的后生，叫田家英。
毛主席一听，20多岁？他心里就留下印象了。
到了1946年，毛岸英回国。在外面待久了，中文和中国历史都有些生疏。毛主席寻思着，得给儿子找个好老师，补补课。
找谁呢？
毛主席想到了那个写《从侯方域说起》的“20多岁的后生”。
就这样，田家英被调到了毛主席身边，成了毛岸英的老师，教他历史和语文。
这等于是拿到了进入“核心圈”的入场券。
又过了两年，1948年，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毛主席的工作越来越繁忙。
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也是毛主席的秘书）都忙不过来了，他们俩一合计，联名向毛主席推荐了一个人——田家英。
理由很简单：这小伙子，有才，靠得住，而且已经在主席身边（教毛岸英）待了两年，彼此都熟悉。
于是，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正式成为了毛主席的秘书。
田家英当了这个秘书，那真是“如鱼得水”。
他发现，自己和毛主席简直是“灵魂伴侣”（工作上的）。
毛主席喜欢熬夜工作，田家英也养成了深夜工作的习惯。
毛主席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书，田家英自己就是个“书痴”。
毛主席喜欢在工作累了的时候，背诵古诗词当消遣，田家英也能跟着对上几句。
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相处得特别融洽。
所以，咱们说回1956年。当毛主席对陈伯达的稿子不满意时，他把这个“救火”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这绝不是偶然。
这是长达8年的默契和信任，积累下来的结果。
田家英也明白，主席要的“简短”，不是真的“短”，而是要“精”。要的是那种千锤百炼、一字千金的“精气神”。
他接了任务，把自己关了起来，开始“动手术”。
他把毛主席的两份草稿和陈伯达的修改稿，摊在桌子上，仔细对比。他要揣摩的，是毛主席到底想在开幕式上说什么。
政治报告是“怎么干”，那开幕词，就是要解决“为什么这么干”和“我们是谁”的问题。
田家英不愧是读透过《资治通鉴》的人，他的概括能力和提炼能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9月14日，天还没亮，田家英把连夜修改好的初稿，送呈毛主席。
他推开门，毛主席也刚忙了一个通宵，眼睛里还有血丝。
毛主席接过稿子，没有休息，又当场看了起来。
他一边看，一边拿笔，在上面做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
改完，毛主席交给杨尚昆，要求马上打印清样，送给书记处的同志们，还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让他们再看，再改。
这是“集体创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田家英拿到清样，又根据毛主席的修改和补充，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和打磨。
9月14日下午，田家英再次把修改稿，也是“最终稿”，交给了毛主席。
04
这一次，毛主席看稿子，看得很慢，很仔细。
当他读到稿子的最后部分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句话上。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他反复念了两遍。
这句话，在之前的草稿里是没有的。这是田家英在最后润色时，神来之笔，加进去的。
毛主席看完，大为满意。
他称赞这一句，是“神来之作”！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太是时候了。1956年，革命胜利了，建设也取得了成绩，党内、国内，是不是有些人开始“飘”了？是不是有些人开始“骄傲自大”了？
毛主席自己，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就反复提醒，要警惕“翘尾巴”。
而田家英的这句话，用最质朴、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个最深刻的道理给点透了。
这就是毛主席想要的！
这篇稿子，定了。
1956年9月15日下午，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毛主席把宋庆龄、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都安排在了主席台的显要位置就坐。
宋庆龄非常激动，她表示，这是她“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黄炎培老先生更是当场即兴作了4首七绝，题为《东方红遍环瀛》。
全场的期待值，拉满了。
毛主席稳步走上讲台，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等掌声平息，毛主席打开了那份凝聚了集体心血、由田家英最终“定稿”的开幕词。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这篇开幕词，不长，连标点符号算上，也就3000来字。
可就是这3000字，奇迹发生了。
根据现场统计，在毛主席宣读开幕词的整个过程中，全场自发响起了32次热烈的掌声！
几乎是每念几句，就一个掌声高潮。
当毛主席念到那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时，全场的掌声尤其响亮。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这篇开幕词，不只是总结了“七大”以来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它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这个党，是谦虚的，是清醒的，是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
这篇开幕词，大获成功。
会议中途休息。
代表们都兴奋得不行。大家立刻围了上来，簇拥着毛主席。
“主席，这开幕词写得太好了！”
“是啊，高屋建瓴，又那么鼓舞人心！”
“那句‘虚心使人进步’，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毛主席听着大家的赞扬，心情大好，他整个人都“眉飞色舞”起来。
他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接下来，就是这整个故事里，最“神”的一幕。
毛主席对着所有人，大声地宣布，这个开幕词，不是他写的。
全场“嗡”一下，都愣住了。
不是你写的？那开幕词是你念的啊。
毛主席接着说，这个稿子，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
大家更好奇了，谁啊？谁有这么大本事，能给主席“代笔”？
毛主席指向了不远处一个戴着眼镜、略显腼腆的年轻人。
“他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这一刻，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个34岁的“秀才”身上。
05
这事儿吧，你得细品。
毛主席是什么人？他是党内的“第一支笔”。他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思想”和“文章”。
他自己的文章，是从来不让别人代笔的。这是他一生的坚持。
而这次“八大”开幕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罕见的“例外”。
虽然稿子是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乃至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主席自己也动了手（加了重要内容）。
但是，毛主席因为太喜欢田家英最后加上的那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不愿意“掠人之美”。
他索性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了田家英一个人头上。
你想想，在“八大”开幕、万众瞩目的时候，毛主席当着所有中央领导和代表的面，公开表扬自己的秘书，把这份天大的功劳送给他。
这是什么？
这不仅是对田家英才华的最高肯定。
这更是一种胸怀。
一种“虚心使人进步”的、最生动的言传身教。
毛主席用他自己的行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那篇开幕词，和那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这么传了下来。
它不只是“八大”的开幕词，它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精神印记。
田家英，那个13岁读完《资治通鉴》的“神童”，那个34岁写出“神来之作”的“秀才”，也在这件事里，留下了自己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后来在毛主席身边，一共工作了18年。
这18年里，他始终是那个埋头故纸堆的“秀才”，是那个为主席管理着“一屋子书”的“管家”。
你说这人该怎么评价？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他9岁辍学、13岁啃《资治通鉴》开始，他这辈子就跟“书”和“文”绑在了一起。
他所有的才华，最终都在1956年那个9月，凝结成了那句传世的格言。
这对他自己来说，大概，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