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懋功会师，中央做出巨大让步，三将领入核心圈，结局却天壤之别

1935年六月，历经艰苦长征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四川懋功，与兵力强劲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场汇合原本是革命力量的壮大，却也随之引爆了一场深刻的战略路线冲突。

当时，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拥有八万精兵。力量对比悬殊，也直接导致了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向中央提出更高权力要求，并坚持己见南下建立根据地。

这与中央红军坚定北上的战略方向背道而驰，形成了尖锐矛盾。为争取全军团结北上，中央红军做出了重大让步。

核心高位，让步为先

中央决定，将红军总政委这一关键职务交由张国焘担任。原本的总政委周恩来，则转任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兼政委。

此外，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位重要将领，张国焘的心腹陈昌浩也获得了提拔。他接替了博古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周纯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也在此次调整中进入了核心圈子，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这三位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会师后都进入了红军的最高领导层。然而，中央红军做出如此大的组织让步，却未能改变张国焘南下立足的固有想法。

路线之争，惨烈收场

最终，战略分歧未能弥合，两大方面军分道扬镳。中央红军毅然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则在张国焘的率领下，执意选择了南下。

事实证明，南下建立根据地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途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原本兵强马壮的八万人马，最终人员减半。

根据统计，有约四到五万的红军将士在南下途中牺牲，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南下战略的惨痛失败，直接改变了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命运。

张国焘，在走投无路之下，虽然最终同意北上，但在中央红军需要他支持的关键时刻，他却选择了离开革命队伍，投靠了蒋氏集团。

此举无疑是自毁前程，他的结局令人唏嘘。而陈昌浩，在西征战役结束后，其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此后便再也没有往日的风光与显赫。

忠诚为本，功勋卓著

并非所有红四方面军将领都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虽然少数曾特别支持张国焘争权的将领后来被边缘化，但绝大多数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的将领，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用。

周纯全便是其中一个幸运的例子。他在南下失败后，选择继续留在革命队伍中。此后，他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尤其在解放时期挺进东北，成为一名优秀的后勤工作者。

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位列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之一。相比张国焘和陈昌浩，周纯全无疑拥有了一个更稳健和光荣的结局。

此外，还有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得到了重用，成为国防建设的骨干力量。例如，陈再道和许世友，在1955年被分别任命为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位居一级大军区司令要职。

许世友将军尤其以勇猛著称，在解放战争山东战场上与王建安并称“山东双雄”。毛主席对许世友的军事能力也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赞他在胶东地区打红了半边天。

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干了长达十八年，是所有开国上将中在同一军区任职时间最久的一位，即便在特殊时期也依然镇守一方，深得毛主席爱护。

陈锡联将军，同样来自红四方面军，他在大军区司令员岗位上的时间也长达二十一年。陈锡联的高光时刻更是不止于此，他深受毛主席重用。

他不仅是军区司令，还同时担任副总理，并是政治局委员，在军政领域都拥有很高的话语权。即使在特殊时期，陈锡联依旧身居要职，是毛主席最信任的将领之一。

李德生将军，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尽管在1955年授衔时他只是少将军衔，但在地方工作几年后，他很快受到最高总部的关注，被调京任职。

他曾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抓建设事业，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其巅峰时期，李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副主席，行政级别达到了正国级。

短短几年内从少将晋升至正国级领导人，除了他个人卓越的军政能力，毛主席的重用无疑是其“火箭式”升迁的关键。

结语

1935年六月的懋功会师，不仅是红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兵力汇合，更是一场深刻的路线与人心较量。历史最终证明了战略选择的重要性，而那些在复杂时期仍能保持忠诚、坚守正确路线的将领，无论出身何方，都最终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