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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回忆: 莫干山地方毕竟不大, 不上两天就有许多人来找我看病

钞票流行之后,银元渐渐感到衰落,自从政府发行十进制的辅币以后,买邮票、车票,以及公用事业的付账,确乎十分方便,可是市民都感觉到由小洋变为大洋,生活程度不免高涨,俱有惶惶不安之象。

米价只涨了一些,小市民们已感到威胁,我的门诊诊金依然收一元和小洋二角,出诊收六元和小洋四角,市上辅币多数仍以小洋计算。这时我的诊务已入正轨,每天总有三四十号门诊,三四家出诊,在当时我的生活,除了付房租要付银元之外,日常开支用一些小洋的银角子,已经足够使用而有余了。

我唯一的娱乐,是公余后看一场电影,至今数十年,依然如此。我的太太在婚后,初时因为拿到了旧制中学毕业文凭,吵着一定要出去做事,也曾在一间小学校中教了两个月的书,月薪三十元,放学归来,改卷子极为辛苦,我说:"你不要去教书了,只要在家中处理家务,研究烹饪,每天烧些可口的菜肴就好了。"

坐拥书城 其乐无穷

我有一笔最大的支出,就是买书,布置了一间宽大的藏书室,叶恭绰为我的书斋写了一个匾额是"书城"二字,我每天有闲时,坐在书室中翻阅各种书籍,觉得其乐无穷。

我受到丁福保老先生的影响,研究日本的"片假名"(片假名即是日本的拼音字母)。从前的日本文,每一句汉字占得很多,所以只要懂得拼音和造句文法,看日本书就比较容易了。

日本汉医书籍很多,因此我常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买日本的汉医书,主人内山完造是一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很纯正的中国国语,还能说很流利的上海话。内山书店并不大,三面都是高大整齐的书橱,中间放着一个紫陶灰炉,炉旁边有四张小藤椅,专供顾客阅书品茗,这里有一位常客,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和内山书店是经常联在一起的。

内山书店的书,偏重于新书,内山和我说:"你要搜集汉方医书的话,最好亲自到日本去,东京神田区有书铺三五百家,所有的汉方医书,都可以买得到。"

那时日本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其时银贵金贱,虽然有大批学生都到日本去留学,但是旅客去日本的还不多。我打听到日本去要多少费用,因那时尚无空运,只有乘坐日清公司管辖下的轮船前往。日清公司买办是名画家王一亭,我去请教他老人家,他说:"船上有一买办间,你可以不必买票,就睡在那间常常空着的买办房里,到达日本之后,只要给茶房两块钱小账就够了。"我听了很高兴,准备去一次。但是我的太太认为去日本花费很大,而且言语不通,到了那边又没有熟朋友招呼,再说做医生的常常出门,会影响到业务,不如过几年再去,于是日本之行就作罢了。

游莫干山 小有收获

我在上海开业几年后,病家日增。有一天某富绅请我出诊,他是久病之人,他说:"今年夏天气闷得很,我想到莫干山去养病,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为期大约一个月,你的业务损失全部由我负责。"

我心想,暑期正是医生的旺季,怎么可以贸然离开?迟疑好久,答不出话,他说:"现在正是富商巨贾以及政坛名流到莫干山避暑的时期,你去的话,除了为我诊病之外,还可以介绍这些人给你相识,要是他们有病的话,也都会找你去看。"我说:"莫干山没有药材铺,我要准备一些药材,才能诊病处方。"他说:"那便当得很,你要多少就带多少。"我回到家里一想,成药带一百多种,饮片要应付暑期和调理的病症,也要用到二百多种,于是我特制了四只大木箱,木箱一开,两边都是格子,每一个格放一味药,但是仍然容纳不了,因此另外又备了几个药草的包裹,以备添用,这四只木箱里的抽屉格子,是特地到虹口一家日本木器店定制的。

我一切准备完毕之后,某富绅和我就订期启程。从前到莫干山,要先到杭州,先坐船后坐汽车,再上莫干山。

先期打一个电报给莫干山铁路饭店经理,要订十个房间,经理还没有回电,我们一行车辆已抵达莫干山庾村,坐着"竹兜"登山,一路上竹响泉吟,好景目不暇给。铁路饭店经理周君看见大队人马已到,一时手足无措,对来客说:"我们只收到订房间的电报。但是我们的回电只答应四间,两间有套房,两间双人房,因为军政当局正在这里开会,实在没有空房间。"随从中有人暴跳如雷,某公神色自若地说:"有四间已算好了,不可和别人争论。"那位经理说:"这里附近范师长有一个别墅空着,我想你们可以去住,饮食由我们这里供应,不过床榻被褥只能请各位将就一些。"某公说:"好极,好极。"接着他就对我说:"你同我都住铁路饭店,不但有照应,而且两间都是套房,一定有许多朋友请你看病,也很像样。"我就接受了他的好意。

我在会客室中,安排下一个诊桌,又将木箱打开,立刻成为四具药橱,分开来能成八行,仿佛一间小型的药材铺。

莫干山从前是西人避暑的区域,景色优美,尤其是傍晚日落时分,起初见到远山的边缘,沉下像半轮大的太阳,颜色鲜红,金光四射,周围陪衬着绚丽的彩云,真是美丽极了。区内马路、水电,以及邮电设备,向由西人指挥管理。民国成立之后,收回主权,设莫干山管理处,置处长一人,警察二十名,这些警察只管住客上山下山的出入口,管制得相当好,所以区内的治安非常宁静。

山上有一条大街,两旁都是私人别墅。时在盛暑,莫干山的气候一如秋令,大家觉得舒服得很。

第二天一早,我走出旅店,在屋后环眺,遍山云海,遮盖了一切,只隐约地看到一些亭台楼阁的影子,还有奇形怪状的云块,在空气中推动着,置身此地,如登仙境,一洗尘俗。我自己暗自庆幸,昨天看到日落,今晨又见到云海,难怪达官贵人一时云集,个个都轻装便服地散步街头,可以说省长军长满街,都是携着手杖陪了夫人在山上安步当车地散步,路上只有几间小商店,生意好得很,出售的东西,除了杭州的土产之外,都是英美两国来的罐头食品,还兼售中西家庭常用的药物,价钱都比上海贵一倍,正式中西药铺,要间也没有。

山上的马路清洁异常,有几个扫街的人,一天要扫几次,所以路上不但没有垃圾,连废纸也没有一张。

当地还有几间很大的茶馆和菜馆,座上客都是一些军政首长,与当地民众共叙一堂,不论识与不识,见到就含笑点头。菜馆中常备的菜,以时蔬为主,任何客人只有什么便吃什么,好在都是新鲜的,吃起来也颇可口,菜的售价很便宜,每款不过三毫五毫,晚间常有人请客,也以四盆四碗一汤为限,假使要吃丰富像样的筵席,那是无法承办的。

我由来访问某富绅的人很多,而且知道他还邀请了一位上海医生同来,兼备药物,可以配方。莫干山地方毕竟不大,消息传得很快,不上两天,就有许多人来找我看病,看了病送我五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看来已是很大了。有些当地人来看,送一元、两元的也有,我对这些病人只问姓氏,从不问名字,其中可能有不少大人物在内。

在短短的一个期间,若干种药材,已不够应用,铁路饭店的周经理很热心,他说:"你要什么药材,今天开出来,明天就可以托人从山下带上来,是很方便的。"

因此,我从这时起,规定上午看病,下午游山,莫干山养病的人很多,所以每天上午诊务很忙。

铁路饭店有一个大客厅,每逢星期一大清早,就有三百多人来这里做纪念周,除了主席台有一个小方桌之外,大家都站着讲话和听讲,我看不到有什么警卫人员,旅馆中的旅客去参加的话,也不拒绝。我想铁路饭店的客厅,看来是莫干山最大的,每次有什么重要会议,也都是在这个厅中开会。

我在莫干山,看早晚不同的景色,认为那边的三个庙很是美丽,而且可以去烧香品茗。又有一个尼姑庵,门虽设而常关,游客也可以叩门而入,我也进去过一次。

我在莫干山住了一个半月,我的日用开支很少,而且还收到诊金和药费两千多元,离开莫干山返上海的时候,某绅还要送我一笔钱,我坚持不受,但是旅馆的账数目甚大,他早已付清了。

药学辞典 好梦成空

我的《康健报》出版到第三年,已然小有积蓄。有一天,谢利恒老师约我到他家一谈,见到谢老师面目浮肿,腿部也肿得厉害,坐定之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次有病,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多年以来,花了许多心血和金钱,搜集医书近一千种,这些医书,我想完全转让给你,随便你给我多少钱,因为爱书的人未必有钱,有钱的人未必爱这种书,只有你才有用处。"我说:"这是无价之宝,我极愿意拜领,但是代价若干,我实在不敢讲,请老师吩咐吧。"谢老师说:"我只想得到两千元,于愿已足。"我说:"那似乎少一点,我愿意奉呈老师两千五百元。"谢老师面上露出笑容说:"那就好极了。"

不久,谢老师的病霍然而愈,我约他到功德林吃素斋,谢老师说:"你买了我的医书之后,我胸境大开,对疾病的消除大有帮助,否则,我为了这些书,愁都愁死了!现在有一件事,本来我在商务印书馆编了一部《中国医学大辞典》,销路很好,如今商务印书馆又要我再编一部《中国药学大辞典》,我想来想去,精力不够,我愿意推荐你去接任这项工作。"我说:"我年纪太轻,恐怕商务印书馆不会接受的。"他说:"我的话,商务方面绝对信任,只要你在馆外着手工作,相信一定会得到成功的。"我说:"那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很愿意去试试。"于是我就先拟了编著大纲和内容的一部分,即如"人参"一条,字数达二万余字。

这些稿件配上了彩色图片,送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菊生)审查,初时好像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过了三个月时间后,突然张菊生来了一封信,约我去签合同。那天是谢利恒老师陪我去的,张菊生见到我的年纪轻到出乎他想象之外,面上露出诧异的神情,就问我的学历。我不慌不忙地一一作答,并且说:"我是章太炎、谢利恒、丁甘仁、丁仲英、姚公鹤的门生。"他听了很高兴,接着我拿出一套五彩药物标本图,画得张张十分神似,他一再翻阅,问我:"这些图片是哪里来的?"我说:"这些图片是照着原株新鲜的药用植物来写生的。"他看了之后,就说:"你这部书编成之后,比你老师那一部医学大辞典还要实用。"他又问我:"这部书全书一共有多少字?"我说:"谢老师的医学大辞典是三百二十万字,我决定也是这个字数。"张菊生说:"这种专门图书,稿费规定每千字是三元,全书应该是九千六百元,图片稿费不计,你以为如何?"我说:"好的。"接着就签了字,合约上写明预付全部稿费一成,为九百六十元。

张菊生详详细细地和我讨论编纂大纲,他贡献了好些意见,而且留我和谢利恒老师在他们餐厅中吃了一餐饭。这个餐厅并不大,只能容六桌人,菜肴很简单,和编辑部同人吃的一样。其中有四桌人,是编译所的高级职员,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如编辑《辞源》的陆尔奎、方正、庄俞、孟心史,教育家郭秉文、胡君复等。距离张菊生最近的一桌,有两人是专为商务印书馆写字的郑孝胥、黄葆戊(别署青山农),大家微微点头,进餐时,寂静无声。

和我们同桌坐的是蒋维乔、杜亚泉、王西神,虽在一桌共餐,大家都谨守着"食不言"的古训,很迅速地吃罢了饭,起身就走。

临行时,张菊生很高兴地送我们到二楼楼梯口,恰好该馆交际科科员(外号交际博士)的黄警顽上来,菊老就说:"警顽,你代我送送。"警顽本是我的老友,他问我:"你今天怎样坐到菊老的桌上吃饭,有什么大事情商量?"我说:"有一部中医书稿要卖给你们。"警顽说:"那你真是运气好,每逢星期三馆外的特约编辑,如西医余云岫、程翰章要是也在座的话,你的事就多少要受到阻碍了。"

出门后,谢利恒老师约我当晚到马上侯酒店饮酒。晚上见面,他开口第一句话说:"稿费每千字三元,是商务印书馆对学术著作的规定数目,这是没有商量的(当时普通书店或报馆稿费每千字约一元),但是你这部书中的彩色图画,花了不少钱画成的,怎么你就答应他不计稿费,这是你让步得太快,吃亏大了。"我说:"这部书只求其能出版,已属生平大幸,何况是由全国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即使吃亏些,也无所谓。这件事要不是老师帮忙,我是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要提出五百元来孝敬老师。"谢老师一边呷酒,一边摇头说:"你这部稿子照我推想,至少要请八个人帮助你工作,图画和摄影部分又要花许多财力人力,要是能在五年内完成的话,那么你所收的九千六百元,不但毫无进益,还怕有亏本之虞。"说毕,他连饮了两杯酒,叹了一口气说:"从前我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因为那时我是馆中的编辑,只受月薪,不受稿费,助编的有十二人,历时九年之久,而且有两个得力的同事助编,为此辛劳过度,都在半途期间死亡。照商务方面的成本而论,你的稿费实在太便宜了,所以你送给我的酬报,我是不能收受的。"

我听了他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签约成功,惧的是不能如期交稿。我们师生两人酒醉饭饱之后,就到大世界诗谜摊去打诗谜,结果赢了几包香烟,方才分手回家。

隔了半年之后,商务印书馆五千工人大罢工,而且一罢再罢,罢到张菊生一无办法,总经理也辞去了,由原任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来继任总经理,提倡科学管理方法。不料工人的气焰更胜从前,又因为闸北一场战火,把商务印书馆的工厂都烧了,王云五立刻采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把五千工人全部解散,同时把营业部编辑部对外一切合约,宣布无效,已付的定洋不再追回。我收到通知信之后,再一查合同,果然其中有一条,订明在天灾人祸无法抗拒时,合同可以随时取消,于是我的医药巨著一场好梦全部成空了。

挫折横生 工作不辍

我订成合同要开始这件工作之时,曾去拜访丁福保先生,要他提供一些意见。他说:"这是你终身的一件大事,时间不妨暂定为十年,稿件看来要随着你编辑过程一改再改,可能要易稿四五次也说不定。"于是他就把如何编纂的意见,很详细地提出,他说:"你先把稿样做好,我帮你一次次地修改。"我就照他的办法去做,随时地去请教他。同时我告诉他,我和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的经过,他拍案长叹,连说:"大错!特错!你这一回要受到合同的束缚了,即使你花了十年工夫完成全书,恐怕还有束诸高阁永不出版之虞。"

我为之愕然,问他:"何以说这句话?"丁翁说:"商务印书馆每出一部书,要经过编辑委员几次审查,各委员都要加评语,只要有二三人指出里面稍有瑕疵,那么已购之稿,即不会出版。商务印书馆为了要到各省推销教科书不受阻力起见,凡是有人做好了书,无法进入商务的门路,都托各省教育厅厅长,或是教育部部长,甚至政界要人写信介绍,商务印书馆就不论书的内容好歹,一律照收,付款如仪,但是这些书稿,十部之中,难得有一部出版。"

丁翁又说:"商务印书馆编辑委员会的审查老爷,权力之大无与伦比,要是多数没有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些少问题,如涉及政治上的问题,以及在传统上的见解,凡是能引起读者争执的话,就搁置起来了。当时胡适之著成了一部《中国哲学史》上册,原稿是由蔡元培交给张菊生的,审查委员审查了六个月,有三个委员批了'存疑'两字,意思是说里面的问题太大了,一个委员批了'似曾相识',意思指他这书与日本书颇有雷同之处。陆尔奎批了一句'无下册例不刊行',就因为这些阻碍,胡适之的这部书稿,搁置多年并未出版。但是为了蔡元培的面子,稿费早已付清,胡适之知道了原稿被搁置,由梁启超出面向商务印书馆交涉,编辑部还是不买账,后来胡适之大红特红之时,张菊生会同董事高梦旦,不顾编辑部的反对,径自出版。因为只有董事才具有这般超越一切的权力,《中国哲学史》上册才能面世。"

他续说:"你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虽说是馆方请你编纂的,但将来稿件交出之后,编辑部委员中只要有一个人批上两个字或一句话,你这本书也永不能出版了,何况高梦旦自鸣是个新派人物,他最反对中医。高梦旦是郑振铎的岳父,他认为恽铁樵编的《小说月报》太旧了,批了一张条子试用郑振铎为《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多年的心血即废于一旦。所以,即使过了编辑委员会一关,恐怕高梦旦一关,也不容易过去。再说吧,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夏氏(夏粹芳、夏筱芳父子)、鲍氏(鲍咸昌、鲍咸亨兄弟)、高氏(高凤池、高梦旦等),这三大家族是商务的大股东,张菊生不过是客卿地位,所以你这张合同脆弱得很,将来稿费九千六百元,可能会全数付给你,正式出版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我听到这里,手脚都发冷起来。不料,丁翁又问我:"当时张菊生问你的学历时,你有没有说出姚公鹤是你的国文老师?"我说:"说过。"他听了又拍了几下桌子,连说:"完了!完了!这件事永不翻身了。"

我就问:"何以提到姚公鹤事情如此严重?"他说:"《辞源》编辑成功,全书已经排好付印了。印出样张,将'一'字项下的字汇全部刊在样张之内,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版本,郑郑重重地发出预约广告,当时全国学术界欢欣接受,纷纷预约,哪知道姚公鹤的长兄姚尔泰,穷数月之力,将'一'字项下的字汇,指出了许多错误,说这不是辞源,距源甚远。他另外编辑了几万字,抄成一本精致的样本,由姚公鹤送到商务印书馆。这件事商务方面,大大地紧张起来,总编辑陆尔奎认为面目无光,后来幸亏商务的编辑都是常州人,由庄俞出面同姚公鹤商谈,延请姚尔泰为馆外编辑员,只支薪水,不用到馆办公,而且第一次还另送笔金四千元,才把这件公案了结,所以陆尔奎对姚公鹤也没有好感。如此推想,你的书总是凶多吉少。"我们两人商议之下,将来稿件交出时,唯有多留一个副本,预备他们搁置不出版时,再作易稿重编的准备。

本来我写稿,写好了一定先请人抄得整整齐齐,再行修改,向例如此,所以,雇了一个抄写员专做这项工作。这回全书要三百二十万字,原定易稿二三次,自己的抄写员应付不了这项繁重的工作,我知道满庭坊有一个地方,是专写石印书的,里面人才济济,抄得最工整,每千字计费大洋三角,次等的为二角,再次等的为一角,我因为不需要印石印,说明只要一千字抄一角钱的,接洽妥当之后,几个人开始为我抄写,那么易稿也不成问题,录副本也不成问题了。

现在想来,文人真是很辛苦,写石印的人,都是些老先生,进过学,或者考过小考,所以都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成千成万字是一个模样的,可怜他们最高的抄工每千字只收三角钱,"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胜慨叹之至!

我想到"辞源"两个字,是郑孝胥写的,笔力雄浑,气势磅礴,因此我想我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也应该请他题签,我到商务印书馆去访问了三次,他都不在,原来他每星期三不过到馆二三小时,看看书,写写字就走了。

一天,我撞到了他,我就请他题字,他知道我的辞典已经签约,他操着福建音的国语说:"你这部书,还要几年后才出版,现在写书签似乎太早了。"我听了这话,觉得话中另有别因,就去问黄警顽,黄警顽告诉我:"郑孝胥经常闹穷,以写字为生,你不如到他家里去,照他的润格,送他一些钱,那就可以办到了。"

郑孝胥住在南洋路(今南阳路)一间住宅中,我去访时,他自己开门,一见是我,他就说是不是要我写字?我说:"是的。"到他的书房,只见桌面玻璃底下压着八个字:"亲友求书,概照润例。"于是我就按着润例:题书签是一元,我就拿出一块钱来,郑氏微有不愠之色,并说:"你不如多写一些,我来今天可以当场交卷。"我说:"很好。"看他的润例:立轴二尺是五元,五尺中堂是十二元,我全数照付,请他写一幅单款中堂,一幅立轴,一条书签,共计大洋十八元,墨是老早磨好的,片刻之间,他操着狼毫笔,全部写好。后来郑氏到伪满洲国当总理,还和末代帝王宣统结了一门姻亲,等到我这本《中国药学大辞典》正式出版之时,郑氏题的书签碍于形势,迫得放弃,后来改请吴稚晖老先生题签。

郑孝胥写的一件中堂,在敌伪时期有人求我出让,我爱他的字,但不爱他的为人,结果以黄金一条(即十两)脱手,只有一幅立轴带到香港,因为有他所写"存仁大兄"的上款,不妨留作纪念。

我为了拍摄药物标本,特地与林雪怀合开了一家雪怀照相馆。为了彩色图画,特地请了四个会写生的人,经年累月的工作。帮我编辑的人,请了尤学周、吴善庆等四位同学,我自己每天规定写两千字,修改的时间花得更多。我还有四个学生,为我到十六铺药行街去借用药物来写生,至于整株药物的标本,我另外委托产地的同学代我搜集,一位四川同学替我搜得最多,可是中原几省的产品搜集最困难,因为我慎慎重重地写信委托同学们,而他们都借故推诿,一无成就。为了此事,我后来还特地到蕲州去过,因为那个地方是七省贩运药材的中心,要采整株标本,非走一次不可。

正在忙着工作之时,商务印书馆来了纸文书,说是一切合作完全作废,初时我呆了两三天,后来和丁福保先生商量,他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商务不出版,尚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机构,再不行的话,我用医学书局的名义,为你出版。"于是我就不研究将来的出路问题,继续做我的工作,那时我年纪还轻,有时一晚只睡五小时,次日还是照常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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