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跨学科研究史，军旅生活见多元，苏塞克斯大学搭新台

彼得·伯克，一个英国历史学界的“老江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不停在各个学科间蹦跶的历史学家。他没怎么披挂上阵去打仗，倒是把半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书本、学术圈还有学术八卦。学历史对他来说，不是一块老掉牙的化石，而是一场时时刻刻和社会、文化、人性较劲的博弈。你要是觉得历史学家都是戴着厚眼镜、捧着羊皮纸的书呆子，那真得和他聊聊。

伯克小时候家里有点东欧血统，自小耳濡目染，各色人等轮番登场。七岁时他就撂狠话：长大要当历史教授。他到底是去教书还是去写书，没人知道，反正他就是认定了和历史死磕。这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小学生时代忙着跟“中世纪”玩具士兵混在一起，到了十四岁，更是立志做个研究中世纪的专家，最好还加入点什么古文物协会。

不过生活还是给了他点“社会体验”。十八岁进了军队，被派到新加坡做通讯兵，结果一脸懵地被分去当文书，手头的活儿也挺无聊，就是出纳报账。一堆来自马来、印度、中国的军中同僚让他第一次“原生态”体验了多元文化。这趟军旅不算英勇，但小小年纪的伯克就在心里种下了历史人类学的种子——多文化的碰撞、体制与非体制的博弆，观察别人的生活方式，人生就像“隔岸观火”。

轮到他上牛津，专业历史训练的老路让他很快意识到，不能总活在讲国王和宪政文献的小世界里。导师们都很正统，不过有几个“撒野”的给了他不少启发。他自个选了个略冷门、聊得开的方向——意大利文艺复兴。导师不在，自己多读点吉斯亚蒂尼和戈斯蒂廖内，好歹深挖出西方历史的路子。这期间，他也热衷社会学、结构主义，算是提前埋下了日后“跨界”的野心。

研究生阶段，本来是想搞耶稣会历史，无奈材料难找，最终换了个题目——研究一本关于特伦特会议的历史书。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休·特雷弗-罗珀，后者给了伯克极大的思想空间。不仅如此，年鉴派、布罗代尔、费弗尔这些法国外援开极新鲜的眼界，也点燃了他对“总体史”“心态史”的热情。不过，他毕业论文一直写不完，直接被新成立的苏塞克斯大学聘去当了讲师。这里学风自由，你想上什么课、开什么班都没人管，这对喜欢自由思考的伯克来说，就是天堂。

苏塞克斯大学像个没有祖宗的新江湖，谁都可以造自己的船。他和一票人动手搭了思想史的舞台，从哲学到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哪个都来凑个热闹。教授汉斯·赫斯和热情的柴夫·巴布，还有东欧难民学者，让他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上“开了窍”。这股调和各家学派的劲头让他总想着怎么让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都搭个台子，演点“新戏”。他自己也坦承，和人合作、碰撞思想，比埋头写作更来劲。

伯克第一本学术专著拖到三十五岁才问世，不过内容分量十足。他想拉上“文化与社会”这对死对头坐在一起谈——韦伯、涂尔干、雷蒙德·威廉斯、安塔尔、豪塞全都上榜。六百多名艺术家和人文学者走马灯似的出现，比刘易斯·纳米尔的史学传记套路还要热闹。艺术品、艺术家、恩主制、社会趣味互相勾连，书里有种中西合璧的感觉。

也是这个时期，他发现单靠印刷材料搞历史不够劲儿，决定跳到档案里去淘金。“比较历史”开始蹿红，他拎出十七世纪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研究这俩水城的精英怎么活、怎么玩、怎么想。不仅比较欧洲，还跟亚洲官吏、武士掰扯，让欧洲贵族能在“国际班”里找到自家特性。这路数后来成了他写书的风格：上一本关注精英，他下一本就琢磨“底层大众”；一本研究高雅艺术，下一本就跑去和民间曲艺打交道。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剑桥大学来挖他。他早年不会考虑跳槽，后面也觉出了苏塞克斯大学的“新气象”开始走下坡路。剑桥则给他带来了一种传统又有点“左”的环境，他这个喜欢文化史、年鉴派的人也是被当“刺头”。开始他构想写一本意大利现代早期的地方比较史，但最后放下野心，聚焦到城市街头、日常生活这点芝麻事。受到金斯伯格、格伦迪这些意大利同行的影响，一大堆论文集结成书，横扫了历史人类学领域。

伯克的学术习惯是“上一本书缺什么，下一本就补什么。”写完大众文化后，他觉得缺点日常生活的味道，就马上跟人类学学者比赛“谁挖得深”。写政治他一直不上心，但也不是百无一用，最后还是花心思研究了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他觉得这也算给“文化政治”找了新话题，写史的时候别光描着“王者荣耀”，还得盯着背后的包装机。

研究的信息方式也与时俱进——八十年代末，历史学家们开始重视图像材料。他趁机跟风，讲授“图像史料批评”，还写了专门的书，这对于只看文字材料的老学究来说，就像“拿电灯泡照古董”。他也很快发现，传记写得越多，史学圈的自恋与自省就越明显。大部分学者写传记、写自述时，都会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央，把那些同行、对手、被自己踩下去的人全都晾到一边去了，历史能有多少真实性感，就是味道够不够的区别。

到了新世纪，伯克再一次折腾起新的话题。他觉得，知识不只是哲学家、学术圈的专利，还是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他从曼海姆那里借了“情境附着物”这根线，把不同学科的知识眼花缭乱地搅成一锅粥，最后写出大名鼎鼎的《知识社会史》。语言也成了他的新宠，他坚信语言是社会关系的“风向标”，研究各类共同体如何通过语言自我认同、自我区别。类似的，他到贝尔法斯特去讲学，探讨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与共同体，直接抓住了“阶级、性别、职业、信仰”这些“社会部落”，给语言社会史加了一把火。

生活里，伯克也没闲着。1986年去巴西讲学遇见未来的妻子，搭上了巴西史学家吉尔贝托·弗莱这条线。他觉得弗莱是个“被欧洲学术圈遗忘的高人”，巴西的日常生活史、身体史、物质文明史，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玩上了。和妻子一起写书、学新东西，不仅是学者生涯的“回归”，也是给自个儿的专业戴上一顶更大更炫的帽子。

走到现在，他回头看看，历史学家的成长说到底是一代人的合力而非某个人“独领风骚”。“历史工作坊”的江湖网络，“学人自述”的套路，都是在观察自己、叩问这行、顺便吐槽一下自恋和记忆的“不靠谱”。人生这出大戏，你能记得多少真事，忘了多少情仇？没人能掰扯得清。说到底，历史总是建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现实上，真真假假，看你怎么玩。

历史这门学问，经常像做菜，既要翻新花样，也得补锅添勺，好不好吃，得看嘴上怎说、手下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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