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皇帝政治的思考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应该是将千年来中国古代皇帝政绩定位最精确的文字。关于中国历史中的帝王历来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无论是朝堂谋略还是后宫风云。

日本京都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汉学泰斗梅原郁在即将古稀之年时，将自己对中国皇帝政治的思考与日常文化讲座内容集结成书，历史著作绝不仅仅只是专业论文著作，也可以是很接地气，让大众先感兴趣从而进行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常识》就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历史普及书，在宏大历史架构中截取九个关注面剖析政治发展制度与运行变迁，个中观点独到，也积极回应了诸多史界争议性议题。

中的序章里，首先作者回答了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共有多少皇帝的问题，除去死后被封的始祖外，大一统王朝与分裂时代合起来约有30个王朝220个，加上十六国、十国、西夏等共约340个皇帝，中国“二十五史”中记录大约有200个皇帝。

第二个是关于皇帝称谓问题，皇帝两字合二为一最早出现在《尚书》中，从秦始皇开始成为伟大天神，绝对王者。而书中关于为何汉到五代十国天子大多称皇帝，而《宋史》则多记录为宗，比如宋太宗、神宗、高宗。皇帝称谓不统一，各朝代崇尚原则不同，宋代遵循“祖有功而宗有德”。这其中也涉及到庙号、谥号的问题。一般皇帝的称谓为庙号，简而言之就是牌位上的文字。一般开国君主为祖，后续君主为宗。而谥号则是君主或者有权势之人去世，臣子或者后代子孙根据其生平选择一两个字作为谥号。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汉代重新恢复。汉高祖刘邦的“太祖高皇帝”中的“高”，汉武帝刘彻的“武”等都是。到了唐代以后，谥号字数逐渐增加变冗长，庙号就变成了主流称谓，到了清代则一般称年号，比如康熙雍正乾隆。而隋炀帝的“炀”则是典型的恶谥，意为“好内怠政”“去礼远众”“逆天虐民”的意思，“炀”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南朝陈代陈叔宝和金代的海陵王完颜亮。

解答完关于皇帝的常识问题与皇帝统治前的王的时代，正文从秦始皇统治开始。秦始皇的各项治国方针中，秦国的“法”不能等同现代西方世界的法律，而只是统治者单方面强制实施的命令。对于秦长城，作者将之与罗马帝国的哈德良长城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都起到了防御功能和展现国力权威的体现。但作者对长城的功用似乎评价不高。其实面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骑兵攻击，长城更多是物理阻隔与占据有效防御位置进行反击，而预警系统与情报传递解决了古代传递信息慢的难题。无论是战略缓冲，还是兵力集约优化，长城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否则过了千年，明代依旧修建加固长城防止蒙古军突袭。

秦始皇的新政策，比如修建驰道，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从而将民族国家凝聚在一起，他个人的超凡魅力也成为历代君王仰望的高峰。

在解答诸多历史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秦始皇为何将收缴六国武器铸成金人，而石虎又用何种方法将24万斤金人运到河北邺城，书中并没给答案，反而能激发读者自己去查阅资料寻找，这何尝不是学习历史的好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刘邦依旧沿袭秦律，而“约法三章”的故事让这个帝国制度拥有了一丝温情。汉武帝的九卿制度被历代传承。庞大的皇权机制里，作者以千年为单位，认为前一千年主要特征是政治受到帝王个人资质的影响，比如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可谓是西汉外戚专权的典型，但汉武帝在权谋上的纵横却能超越外戚和大臣，丞相职位更是烫手山芋。13名丞相非正常死亡7人。重用酷吏维护皇帝统治，可见皇帝与官僚机构的不稳定性。

除却中原王朝从皇帝专权到明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验证了史学家葛剑雄的观点：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北魏辽金蒙古等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不断的汉化，向先进文明靠拢。

在历数两千年皇帝政治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古代皇帝政治的根基，一个是中国农业支撑中国社会发展，由此产生的家族，血缘地缘政治形成的共同体，与皇帝的权力机构相对接，而汉族王朝和少数民族王朝两条纵向脉络最终融合，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政治的高度集权机制。

此外，日本汉学界的京都学派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提出了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宋代是近世时代的开端。作者在论述唐宋两朝朝历史时，解读唐朝与日本的关系，还有京都学派的主要观点，因着作者是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的学生，所以也能看出作者的观点也出自其中，尤其对中国古代皇帝的政治视角分析，比如贵族政治与宋代的君主独裁制。

看书中各历史时期皇帝政治的具体举措与相关都市建设、官僚机制的图标，可见历史学者的严谨。对于大众读者来说，可与吕思勉等历史专业论著相互佐证阅读，更能了解两千年中国政治流变。#中国古代政治常识#京都学派#梅原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