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曝庐山会议秘闻！

朱旦华：庐山会毛贺密谈

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

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

朱旦华、毛远新

邓颖超邀请我上山编写材料。

作者指出，“大跃进”期间，女性和其他行业的劳动竞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足迹，然而“浮夸风”却成为众人的批评焦点。那么，“浮夸风”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呢？有观点认为，这源于上级领导的偏好所引发。

朱旦华表示，党中央以及毛主席一贯抵制虚假、夸大、空洞的作风。然而，在1958年的宣传战线上，报道中出现了大量关于粮食亩产量的虚假数据。这一点揭示了诸多问题。我仅举一例，希望研究者们能够由此触类旁通。

1958年“大跃进”的炎炎夏日，部分地区虚报现象尤为突出。江西省妇联对此高度重视，要求下派核实情况的干部务必“不见兔子不撒鹰”，未经亲眼目睹、亲自核实的数字不得上报。所有下派的工作人员均严格遵守此规定，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相应的处分。因此，妇联干部所填报的数据普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例如，某些基层干部宣称丰收，但妇女试验田每亩产量多少粮食，前来验收的干部非得亲自过目后才肯信服。基层干部想出了众多“对策”，时而声称需要照看孩子就医，时而以大队会计不在为由，无法进行计算，试图让下派的妇女干部认可所填报的试验田粮食数据。然而，妇联干部坚决守在那块试验田旁，寸步不离，直至那位基层干部无奈之下，只得重新上报了试验田的实际产量。

汇总了这些较为真实的基层材料后，公社食堂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愈发凸显，我计划向全国妇联集中反映这一状况。

就在此刻，邓颖超于1959年6月28日抵达南昌，此行旨在对江西省妇联的工作进行一番考察，随后将前往庐山参加会议。江西省妇联的同志们早已听闻邓大姐的大名，许多人更是首次得以一睹其风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邓大姐待人接物平易近人，谦逊有加，妇联的同志们对她毫无保留地透露了所掌握的情况，公社食堂的问题也因此得以揭露。

我搜集到了一首关于公社食堂的诙谐顺口溜，特此呈报给邓大姐一闻。

走进食堂门，

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

碗里照见魂。

出街

裤子被扯坏。

这首童谣描绘了公社食堂供应的稀饭，其稀薄程度竟让人在回家的路上都忍不住频繁上厕所，生动而传神。邓颖超女士听闻此事后，惊讶地反问：“竟有此事？”

我沉重地点点头。

“在庐山召开的此次会议中，我们需要查阅以下具体资料。旦华，能否协助我整理这些资料，方便我查阅？”

“妙极！已有许久未曾为大姐们搜集资料了。”我回想起那段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时光。

“请你和我一起上庐山做这份材料。”

“我不是中央委员。”我摇头。

“听闻老方已攀登高峰，这自是职责所在。切记，江西省委此次可是东道主之尊。”

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当时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喜结连理。他早已投身山区，此次庐山会议，如同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般，肩负起了大会的安全保卫重任。在此期间，他已多次组织力量对庐山进行细致搜查，甚至发现了颗解放前未被引爆的手榴弹。在邓大姐诚挚的邀请下，我于6月29日与她一同登上了庐山。

方志纯、朱旦华及毛远新。

毛主席宴请曾志、水静及我。

作者：在庐山之行中，您曾与杨尚奎前妻水静一同下山，迎接贺子珍并与毛主席会面？

朱旦华：几十年来的自然事。

在攀登山路的第二天，邓大姐前往大礼堂参加预备会议，而我则留在方志纯的住处着手撰写材料。经过五六天的辛勤工作，我终于完成了邓大姐所需资料的整理。大约在山上度过一周之后，方志纯突然前来告知，毛主席将于下午邀请我共进晚餐。

惊喜之余，我急忙问老方：“你去吗？”

方志纯摇头：“我不是女同志。”

我瞬间喜悦得有些忘形，竟未察觉到方志纯话语中的深意。

原来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的老战友，同时也是贺子珍的挚友曾志莅临南昌探望贺子珍。在攀登山区途中，她向主席汇报说，贺子珍的思维依旧清晰。毛主席便提出，希望能够一睹她的风采。

次日下午，于180号（美庐）寓所，毛主席特邀曾志、水静及我共进晚餐，菜肴共四样。其中，一碟青椒炒肉丝与一小碟炸辣椒引人注目，江西人向来偏好辛辣，而毛主席所食更是辣度十足。见我举筷犹豫，主席幽默地笑言：“你这上海人，也得尝试着尝尝辣味。”随即又宽慰道：“江青无论如何也不愿沾辣。”语罢，他开怀大笑，我们亦随之而笑。

毛主席心情愉悦，直至用餐将毕，方才言道：“迫切希望能与贺子珍进行最后一面，不知如何安排？”

未曾开口，曾志的目光如钩，紧紧锁定我的方向。她对我和毛泽民的婚姻纠葛了如指掌。我默默无言。水静性子直爽，快人快语地笑着说：“这事简单得很，咱们悄悄把贺大姐接到山上不就行了。”

主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不禁猜想，他是否在暗示我与水静一同去迎接贺子珍？在这四人之间，隐藏着一个我们共同守护的秘密。记得1949年6月，贺子珍及其胞妹贺怡（毛泽覃的遗孀）历经辗转来到天津，正是我与方志纯陪同她们抵达上海。那次行动处理得相当妥当，至今多年，并未引起任何大的波澜或不安。然而，我依旧选择缄默。

贺子珍、贺怡姐妹

我的思绪当时比平静的水面要繁复得多。这或许源于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经历的丰富，又或许是因为我身处毛主席家族的特殊位置。我当时的想法是，毛主席若是想见贺子珍，那他内心深处只是想再见她最后一面，不论这一面是喜悦还是忧伤，都将深刻烙印在他们二人的记忆中。“十年的风雨同舟啊！”毛主席素来是一个重视旧情之人。

“当局者迷”，我想，毛主席与贺子珍，想必都热切期待着这一面的重逢。我唯有保持沉默。

主席直言，“旦华，你的看法？”

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毛主席轻轻颔首，一切便如此定夺。曾志并未再对此事进行干预。

近年来，通过阅读曾志的回忆录，我了解到是陶铸出面阻拦了此事。曾志在文中记载：“陶铸曾言：‘若让江青得知此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此后便未再参与其中。最近才得知，是朱旦华与水静同志陪伴子珍一同上山拜访教员。”③

从左至右：陶铸、江青、曾志、毛泽东

03 我与贺子珍同睡山上。

朱旦华：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亲自部署下，我与水静于7月7日下午两点多钟启程下山，前往南昌迎接贺子珍。

庐山至南昌的路程并不遥远，仅有二百里路途，当时乘车大约需时三个小时。踏上行程后，水静便向我透露，杨尚奎在出发前特意叮嘱，主席有交代，切勿让贺子珍得知上山是为了与其见面，以免她过于激动，影响健康。于是我们商议，以“贺子珍身为老红军，江西省委有意请她上山避暑”为由，成功说服了她同行。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获得了贺子珍的赞同。

贺子珍

7月8日的午后三点，一辆小车如约抵达贺子珍在庐山的居所。无人察觉，贺子珍已被秘密接至庐山，并入住江西省委在牯岭涵洞左侧精心安排的一家隐蔽小招待所，其房间号为“二十八号”。

夜幕降临，水静便起身离去，贺子珍则开始忙碌起来，着手准备向毛主席和杨尚奎汇报并安排相关事务。而我则陪同贺子珍，一同住在招待所的同一间卧室。

庐山的夜晚，宁静得令人心醉，贺子珍低声呢喃，“我真是太后悔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

自1949年6月结识贺子珍以来，我有幸随行至北京参加会议。在那儿，我从中央妇委几位资深大姐处探听了贺子珍离延真相。毛主席与贺子珍皆性情急躁。毛主席平素喜好戏谑，颇具幽默感，在延安深受青年们的爱戴。男青年与毛主席对话，贺子珍总是欢迎；然而，女青年若与毛主席交谈时间过长，便会让贺子珍心生不悦，有时甚至会因此引发争执。毛主席及中央妇委的大姐们曾多次劝慰她，但贺子珍始终未能听进，疑虑之心日渐加深。

1937年夏日之初，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了毛主席。中央的几位同志随后邀请这位女记者共饮。在愉快的氛围中，毛主席与女记者举杯互致问候。正当此时，贺子珍匆匆赶到，她果断地夺过了毛主席手中的酒杯。

主席立刻向那位女记者表达了诚挚的歉意，不安地解释道，我的妻子文化水平不高，对国外的某些习俗并不了解，恳请对方谅解。贺子珍因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情绪激动地大吵大闹了一场。

夜幕低垂，毛主席鉴于贺子珍此举在外界记者眼中可能损害党的形象，遂要求她向组织提交检讨，以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然而，贺子珍对此难以接受，她深感毛主席似乎对她文化水平的质疑，因此拒绝检讨，情绪激动地离开延安，计划先赴上海就医，继而前往苏联深造，不愿让毛主席小觑了自己的能力。在内心深处，她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党贡献更多，而非仅仅依赖毛主席的名誉。

贺子珍和李敏

在贺子珍离别延安之际，毛主席深情地挽留她，言辞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他提及，自己平日里并不轻易落泪，但确有三次泪水难以自制：一是听闻贫苦百姓的哀嚎，目睹他们的苦难，心中不禁酸楚落泪；二是那些曾随我左右的通信员，我难以割舍他们离去，其中一些英勇牺牲，令我悲痛不已；三是当年在贵州，听闻你身受重伤，生命垂危，我亦忍不住泪流满面。而今，我的境遇已与“左”倾路线时期迥异，我拥有了话语权。今后，定不会让你再如往昔那般，承受与我同行的种种艰辛。

随着毛主席的言辞愈发坚定，贺子珍心中的委屈愈发沉重，她愈发坚定了离开的决心。在情感的世界里，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陷入一种奇特的循环，她们不懂得珍惜手中的珍宝，总是渴望或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梦境。就这样，贺子珍踏上了离开延安的路。

贺子珍抵达西安未久，日本便在上海燃起战火，上海之行因此成行受阻。她原本计划径直前往苏联深造。毛主席再次派遣使者传信，恳请她返回延安。蔡大姐透露，李富春当时亦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力劝贺子珍，然其心意已决，坚决要前往苏联。无奈之下，西安八办只得为她安排了前往兰州的汽车。毛主席再次通过使者送来口信，并发电报敦促，希望她能返回延安，不宜前往苏联。贺子珍对此召唤却置若罔闻。她性格中有一股倔强之气，最终还是前往了新疆迪化，并最终抵达了苏联。

贺子珍

在南昌疗养期间，贺子珍向我透露了毛主席三次力邀她留下的经过：首先，在抵达西安后，毛主席通过口信和电报表达了他的挽留之意；其次，当她在前往兰州的路上，毛主席再次发来电报，希望她留下；最后，在贺子珍抵达苏联不久，毛主席写信询问：“难道我们真的要就此别离了吗？”贺子珍回信答复：“是的，就此别离。”

我目送贺子珍缓缓地洗净面庞，她仰卧在床上，一双明眸睁得大大的，直直地凝视着前方。

夜色渐浓，贺子珍默然凝视窗外，那双大大的眼睛透露出无尽的沉思。我本想劝慰几句，却终究忍住了。教员与毛泽民兄弟，皆为一代之英杰，而哥哥教员更是非凡之才。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命运交织，实乃可遇而不可求。若能相遇，自当倍加珍惜；若已离别，亦应学会释怀。释怀，有时恰是新的一种领悟与珍视。忘却与珍惜，就如同庐山之巅的巍峨峰峦，亦如窗外变幻的风月。那种魅力，总在似曾相识与陌生之间游走，有意识的忘却，恰恰是这种魅力深邃之处的体现。

朱老，您的话诗意哲理。

朱旦华轻声说道：“傻孩子，真正的爱情，不过是一首充满哲理的诗篇。”

“仰望如见连绵的山岭，侧视又见耸立的峰峦，远近高低，各具风貌。不识庐山真容，只因身处山间。风光如是，人生亦如是，爱情亦然。”

那一晚，我和贺子珍均未能入眠。晨曦微露之际，贺子珍的目光依旧凝视着窗外，她轻声而反复地吐出三个字：“我实在悔。”

翌日，贺子珍拜访毛主席的行程及其间的对话内容，以及他们下山的过程，我并未全程陪伴在侧。

1959年7月9日的夜晚，领袖与贺子珍女士在美庐别墅进行了会面。

贺子珍离山大约一周之后，江青便踏上了庐山的土地。那是在1959年，我在庐山与江青同行，还有她身边的护士，以及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夫人李培君，我们一同游历山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江青对此事却一无所知，她并不知道贺子珍也曾攀登过这座山。

江青的贴身护士、江青本人、朱旦华女士，以及李培君先生。

04 我之见解：毛主席缺席庐山“全体合影”的背后

朱旦华回忆道：1959年7月的下旬，庐山的“神仙会”氛围逐渐变得紧张。江西省委精心准备的晚间休闲舞会，很快便门可罗雀，而准备的电影同样鲜有人问津。与会同志无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私下里，都沉浸在热烈的讨论与争论之中，清晨与傍晚时分，都能看到三两成群、声音洪亮的辩论场景。

全国各省份的主要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由于各地人民公社的发展进度不一，浮夸风气及“共产风”的盛行程度各异，加之领导们的理论修养和认识层次存在差异，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引发的争论在所难免。而且，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实属罕见。

自7月23日起，一股紧张的氛围悄然弥漫开来。众人虽对具体发生了何事一无所知，但都深知必有重大事件正在上演。

七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延期落幕，紧随其后，中央全会亦应运召开。这在党的历史长河中实为空前之举。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召开，自此，楼前再无争辩之声，众人面容肃穆，神情凝重。党员同志们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绝不多加询问。直至8月16日，全会于午时圆满闭幕，我才得知彭德怀同志与张闻天同志遭遇了所谓的“错误”。然而，具体的错误内容并未公开透露。

历经47日的会议终于画上了句号，负责此次会议后勤保障工作的江西省委同志们不禁轻舒了一口气。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解放以来中央在庐山举办的首次会议，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会议。与会、列席以及为会议提供各项服务的江西同志们，无不期待着能与中央领导一同留下合影，作为永恒的纪念。

8月16日傍晚时分，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享用晚餐。餐后，众人便着手筹备邀请合影的相关事宜。杨尚奎面带微笑，笑着对我说：“你去请毛主席明天下午与江西的同志们一起合影吧。”他半认真半玩笑地补充道：“朱旦华去请毛主席，肯定没问题。”

我连连摇头，回应道：“省委第一书记夫妇前去最为适宜。至于我，则打算邀请周总理和邓大姐，正好趁此机会，将省妇联的工作报告提交给邓大姐，以便征求她的宝贵意见。”

回溯往昔，我心中不禁有些忐忑，生怕在山上再次遇见主席。在与主席多次直接交流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他是一位深怀旧情、充满人情味的领袖。主席与彭德怀将军乃井冈山的老战友，历经漫长战火岁月的洗礼，他们的情谊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深厚与久远。即便在庐山，他们对思想认识的分歧，也非一般人所理解的翻旧账或心胸狭隘。我曾阅读过几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回忆与研究著作，深感若脱离毛主席和彭老总那一代人出生入死的经历，脱离他们为党和人民倾注热血的真理追求，便是对庐山会议的扭曲。当时，我认为毛主席在庐山所经历的思索与痛苦，绝不逊于彭老总。他不会愿意在照片中留下痛苦的表情，也不会愿意参加与江西乡亲的合影。

作者（微笑）：您觉得现在如何评价1959年的庐山会议呢？

朱旦华表示，彭德怀同志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位值得永久敬仰的革命先驱和坚毅不屈的钢铁战士；毛主席则是伟大的开国元首，他作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辉煌的伟大奠基者和卓越领导者。在提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我们不应将这两位伟人视为对立的双方。我们应当全面审视他们对于大跃进的不同看法，同时也要深刻理解他们对于党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坚定忠诚，这样方能准确把握会议中出现的分歧。

1959年，尽管我党已执掌政权，但国家刚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烙印以及战争年代的痕迹依旧深重。党内对多元意见的吸纳机制尚未完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的机制亦未成型。我们无法超越中国共产党及其数千年的文明史，对参与和主持庐山会议的每一位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提出过于简化的要求。历史不能被倒置来评价和评判历史人物，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进一步审视，庐山会议的深远影响令毛主席对党内机制的洞察变得尤为深刻。1965年9月，毛主席在安排彭德怀赴“三线”地区担任副指挥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并特别强调“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此后，毛主席又多次倡导“反潮流精神”，我认为这些主张或许都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

溯至1959年8月18日的午后，江西省委成功邀请了中央政治局的多位领导出席。正如我所预见，毛主席未能莅临，他已于8月18日的上午先行离开了庐山。我与邵省长等一同前往180号别墅为其送行。在众人的一致请求下，毛主席与送行人员及随行工作人员共同合影留念。照片中，毛主席的神情略显沉郁。

午后合影时，彭总并未邀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悉数出席，均不愿就坐预定中央的座位，坚持让江西省委的同志们占据前排正中。刘少奇手持香烟，说道：“江西的同志们辛苦了，请就坐中央。”杨尚奎表示反对。周恩来总理直言不讳：“会议工作人员是在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江西省委的同志不坐中间，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总理的话语引得众人欢笑。

杨尚奎意外地遭遇了反击，无奈之下，他只得请求江西的领导同志们先行就座。而我自己，竟然被安排到了前排最为显眼的位置。

“咔嚓——二——三，成了。”庐山之巅，这张合影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刘少奇、周恩来、杨尚奎、邵式平……摄影馆特意在照片上印上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庐山之巅。

晚年朱旦华

注释

①2000年9月10日至11日，以及13日上午，笔者先后多次对朱旦华进行了访谈，每一次的会面均安排在其家中。

②在2000年9月10日的一个清晨，我们对朱旦华进行了访谈。随后，于2002年及2004年8月26日，我们再次就此事对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每次会面均安排在朱旦华的家中进行。（访谈内容已与水静等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核实。）

③《革命的见证者——曾志的回忆录》，载于第332页，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④回顾2000年夏季的往事，朱旦华女士曾提及，教员曾邀请她与曾志共进晚餐，然而后者后来却退出了邀请。水静独自下山迎接贺子珍。朱旦华在山上耐心等候，并在当晚与贺子珍同住一室。到了2004年，她再次提起此事，回忆与水静的叙述基本吻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2000年、2001年及2003年期间，曾数次对水静进行了采访。

⑤关于此事，朱旦华在两次谈论时表述存在细微差异。在另一次的谈话中，她提到，教员发送至苏联的信件内容大致是：我们的联系是否就此终止？贺子珍的回复则是：确实如此。

⑥针对此问题，曾在2000年9月、2003年5月以及2006年11月与朱旦华同志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彼此的基本观点保持了高度一致。

这段内容是记录于2006年11月，关于我所著《庐山档案——与名人在庐山》一书的访谈纪要。

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会议上，教员入住的“美庐”别墅，原为河东路180号，位于山巅，当地简称为“180”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