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真实的林海雪原剿匪战史
稳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首要条件是确保社会环境的和平稳定。然而，东北境内那些四处肆虐的土匪武装，已成为阻碍我党我军建设根据地的严重隐患。
东北的土匪问题，由来已久。凡是历史上社会动荡和混乱时期，也就是土匪兴盛的时期。东北的土匪又称为“胡子”，是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职业的小股地方武装。民国初期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是土匪起家。土匪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不堪官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逼上梁山的；有的是当地土豪恶霸，乘着乱世拉起人马占山为王的；还有的是社会渣滓、流氓恶棍，纠合在一起欺压平民百姓的。当时东北有句俗话：“不做胡子不做官，不逛窑子不做太太。”此语可见土匪之盛。
日本人侵占东北后，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民众抗日武装及其他地方武装通通称为“土匪”，从1938年到1942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讨伐”，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抗战胜利后，伪满政权的垮台、新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争，动荡的局势又给土匪发展造成了机会。但是此时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与以前的情况又有不同。较大的土匪武装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类系指日伪遗留势力。随着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洲国政权的覆灭，遗留了大量伪军、警察、官员及特务人员。日本投降之际，曾下令伪军与伪警自行解散，然而此令导致数十万散兵游勇散落东北各地。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后，鉴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城市及交通治安的迫切需求，组织或默许这些敌伪人员继续履行原有职责。因此，这些伪军与伪警并未被解除武装。部分罪恶昭彰的汉奸，担心日后罪行被清算、遭受惩处，便趁着时局不稳，相互勾结，聚集为匪，持续对抗人民。
一类人物乃封建地主恶霸之流。在东北广袤的土地与稀少的人口之间，匪患猖獗，“胡子”横行。众多村寨的富裕人家为自保，或多或少的装备了枪械。日本投降之际，这些地主便以“自卫”、“保家”为名，擅自组建了诸如“大排队”等武装势力。随着我党在基层政权的建立，这些地主武装随即与土匪相互勾结，并与封建会道门如“家理教”、“一贯道”等合流，迫使民众加入其中，对我革命政权构成敌意。
一类是那些惯匪与流氓地痞。在日伪统治时期，他们曾有过参与抗日的行为，却也因此遭受了日军的追捕与剿灭。然而，他们并未选择一条真正的抗日道路，反而以抢劫与杀戮为业，成为了社会的毒瘤。抗战胜利之际，他们趁乱行事，搜集日军遗留下的武器弹药，占据山林，企图借此攀上高位，谋取私利。
一类人物为野心家与投机之徒。他们趁着日伪政权崩溃，各地治安陷入混乱之际，为求升官发财，纷纷纠集人马，组建武装力量，以各式名号招兵买马，结成团伙，沦为匪类。
1945年下半年，东北地区土匪活动达到了猖獗的顶峰。此现象的形成，固然与社会动荡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国民党特务的暗中支持和操控。在国民党军队尚未抵达东北之际，潜伏于东北各大城市的“地下军”便四处活跃，打着“接收”的旗号，大量吸纳伪满洲国的官员、军警以及特务，对他们进行官职许诺，并设立看守机构，静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同时，县城及农村地区的土匪恶霸也纷纷投靠而来，国民党特务只需授予他们一纸虚衔，便能轻易确认其合法身份。
诸如伪满洲国的汉奸姜鹏飞，曾受国民党当局委派，担任新编第27军中将长职。他的部队被空运至长春，并奉命前往哈尔滨，负责收容其他伪满汉奸，协助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匪大多属于政治性土匪，民众称之为“中央胡子”。在北满合江地区，知名的土匪首领李华堂被擢升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则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雨新成为东北先遣军的中将副军长，曹兴武则担任东北先遣军第15战区的总指挥等要职。
当时国民党对土匪的委以官职，竟如一出荒诞剧。众多土匪为谋一官半职，纷纷夸大其词，虚报人数，明明只是百人乃至千人，却宣称拥有数十万之众。以曹兴武的“先遣军”为例，其号称拥有四十万人，但当国民党指令其集结十万人进攻哈尔滨时，实则仅召集了五千人。国民党亦效仿，展开了一场官职低价拍卖，在东北各地先后加封了三十余位“总司令”与“总指挥”、二十三位“军长”以及一百五十八位“师长”。这些所谓的将军们，既未身着国民党正式配发的军装，亦无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委任状，仅以一块白绸子作为标识，上面仅书官衔名称，其合法性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军在初期踏入东北时，由于经验不足，在政策制定上遭遇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土匪武装的盲目收编，采取招兵买马的手段来扩充队伍。1945年11月，原抗联干部孙景宇抵达佳木斯后，鉴于李华堂、谢文东昔日曾是抗联的军长，便考虑联合他们，遂任命李华堂为三江自治军司令，谢文东担任富（锦）、绥（滨）、同（江）三县司令，孙荣久则被委以勃（利）、宝（清）、林（口）三县司令的职务。同时，还吸纳了若干小股土匪。
尽管表面上扩充了队伍至8000余人，实则根基薄弱。在东满、西满等区域，类似情况亦屡见不鲜。随着国民党的到来，那些“明里投靠八路军，暗地里效忠于中央”的匪徒纷纷倒戈。他们在国民党的直接或间接操控下，对我后方武装展开袭击，残害地方干部，扰乱交通运输，散播谣言，煽动民众，导致社会陷入混乱与动荡。仅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江地区，就有超过33000名叛变匪徒，他们共杀害我方干部154人。甚至，他们还敢攻击杀害苏军。1946年2月6日，李忠祥匪帮在桦川县境内袭击苏军车队，造成19名苏军士兵丧生。3月份，在林口县，苏军一个排遭遇鲍德水匪帮的突袭，全排士兵皆被残忍杀害。
东北境内各路土匪纷纷发起全面反叛，给我方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正值国民党军队挺进东北之际，我军正于北宁路上展开一场又一场的阻击战。后方的混乱局势使得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被迫采取撤退措施，并调集主力部队回头应对土匪武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回顾了当时的情形：“若不分兵剿匪，我方将难以立足。不仅城市被土匪盘踞，乡村亦沦为他们的天下。正因分兵行动迟缓，部队抵达各地也较为滞后，最终未能阻止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东北各地新成立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大规模叛变。苏军原计划于1946年1月5日撤离，而国民党地下军以及他们利用的伪满军官、警察、特务，潜伏在我新成立部队和地方武装之中，他们的口号是‘先做八路，再做中央’，在12月底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叛变，整连、整营、整团、整旅纷纷投敌，到处屠杀我方干部。当时，西满、北满、东满大部分县城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误以为苏军将在1月5日撤退，因此以为天下已尽在掌握。然而，苏军并未如期撤退，而我方主力部队也陆续赶到，为我们赢得了反击的时机。尽管苏军仍控制着铁路线和各大城市，我军在各地进行剿匪作战，逐步收复了一些县城。但土匪并未被彻底肃清，我们只是打击了他们嚣张的气焰，缓解了这一严重的土匪威胁。”
1945年12月的北满，冰封雪锁，天地一色。两辆苏联军用卡车从牡丹江启程，缓缓驶向佳木斯。车厢内，不仅有苏联官兵，还夹杂着几位中国同胞。其中一位戴着眼镜、举止儒雅的中年男子，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与他并排而坐的，是一位浓眉大眼、体魄强健的军人，他就是新任命的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他们在12月初抵达哈尔滨，肩负着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的重托，前往佳木斯开辟后方根据地。
彼时正值北满匪患猖獗之际，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运输被迫中断，交通受阻。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在苏军的护送下改乘汽车前行。沿途地势起伏，丛林密布，行至林口时，突遭叛匪的袭击。车上苏军士兵迅速用冲锋枪还击，击退了土匪。随着夜幕降临，继续前行已不再安全。众人只得在林口火车站附近的苏军司令部临时栖身。方强在此了解到，这片区域原本属于我方控制，然而因收编的土匪突然反叛，勃利县城已被匪徒所占，局势变得混乱且充满危险。方强建议张闻天暂留此地，而他和其他军队干部则前往佳木斯。因此，张闻天只得返回牡丹江，转而前往宁安，深入农村进行蹲点工作。
方强，一位在红军时期担任师政治委员、历经无数战斗的资深战士，不惜以身涉险，乔装成寻常百姓，潜行于匪患频仍的勃利县，终于在12月18日抵达佳木斯。他向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同事们传达了北满分局的文件及陈云的指示，省工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文件进行了深入的研读与热烈讨论。
会议深入剖析了合江当前的严峻形势，坦言我军目前面临人员短缺、装备落后的困境，正处于极度艰难的阶段。同时，会议也坦诚了前一阶段在阶级关系和局势演变上的认识不足，以及在收编地主武装、任用伪满官员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全力集中党的力量，全力剿灭土匪。必须坚决摒弃消极防御的立场，立即组织有效反击，力争在两三个月内实现局面的根本扭转。会议通过了包括执行东北局剿匪指示、整编部队、设立党的基层组织、动员群众、与苏军联合等在内的12项工作计划，标志着剿匪斗争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起初，我军在合江地区仅拥有一个特务团，其源自一个连的精锐部队，兵力约五百余人；此外，还设有一个新兵团，兵力达到七百多人；加之依兰、勃利两县的县大队，总人数不过两千。方强将军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将特务团升级为第一团，新兵团则改编为第五团，并实行集中指挥。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式训练与整顿，1946年1月12日，我们在依兰县城召开了剿匪动员大会。此次大会的核心任务是剿灭松花江、牡丹江地区的大股土匪势力，以期恢复对县城及村镇的有效控制，并恢复哈尔滨至牡丹江、佳木斯市间的铁路与公路交通。
在合江境内，当时盘踞着十余股土匪，总兵力逾两万。谢文东盘踞于勃利的湖南营、石头河子一带，李华堂部则驻守在依兰、刁翎地区，张雨新部分布在西刁翎、勃利之间，孙荣久部则位于勃利、林口。他们自称“四大旗杆”，每部拥有人枪千余，部分还配备了重机枪和大炮。1946年1月，土匪主力聚集于依兰以东的村镇，意图攻占县城。方强指挥部队展开反击，首战团山子、道台桥，击溃谢文东部一个旅，缴获步枪200余支。1月下旬，我军进攻三道岗，面对“四大旗杆”的顽强抵抗，我军阵地遭受山炮、野炮的猛烈轰击，土匪发起三次冲锋。我军老部队发挥关键作用，与匪徒短兵相接，坚守阵地寸步不退。土匪在白刃战中败退，溃不成军。三道岗战役成为转折点，土匪声威大减，我军转为主动进攻，逐步消减土匪势力。在夜袭张雨新双河镇老巢时，张雨新从睡梦中惊醒，不及穿鞋，裸足逃窜，其参谋长及300余官兵被俘。我军夜袭三道岗王顺屯，恰逢匪首新婚，正在醉眠未醒，300多土匪被击溃或俘虏，被掳妇女亦得解救。2月，方强指挥部队声东击西，转战松花江北岸的清河、大罗勒密等地，歼灭李华堂部六七百人，与松江军区剿匪部队在通河会师。当月，陈云、高岗莅临通河视察，方强等同志汇报了合江剿匪工作。陈云向合江军区提供了枪支、经费，并分配了一部电台。自此，合江与北满分局建立了频繁的联系，有力推动了剿匪与根据地建设。
“四大旗杆”匪帮遭受重创后，残余分子潜藏至刁翎地区。刁翎地处合江、牡丹江、松江三省的交汇之处，同时也是勃利、依兰、林口等县的重要联络点。该地为一盆地，被群山环绕，森林覆盖茂密。在伪满洲国时期，这里曾是抗日联军的重要基地。鉴于其远离铁路，地形险峻，非常适合进行游击战。匪徒意图在此扎根，与我军展开持久对抗。在当时的情况下，仅凭我军的实力和有限的武器装备，攻克刁翎实属不易。
此时，为报复土匪对我军的袭击，苏联红军挺身而出，前来协助我国军队剿灭刁翎地区的匪患。1946年2月下旬，苏军调集了一个机械化营，携带数十辆汽车和装甲车，与我国359旅及合江军区地方武装分两路进军，共同剿匪。苏军沿大路行进，而我军则选择小径。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苏军率先抵达，却因地形生疏，在黑背遭遇土匪的伏击，造成数十人伤亡。随后，我军四个团紧随其后，对土匪实施包围战术。察觉到被围困的危险，土匪遂向三道通、莲花泡等地的深山溃逃。此役，我军共歼灭土匪300余人，并俘虏土匪团长2名。
战事落幕之际，方强将军留下一个团驻防刁翎，其余主力部队则持续推进，目标三道通、莲花泡等地，同时沿着铁路线向南，展开对土匪的清剿行动。土匪狡诈异常，他们分而治之，行动捉摸不定。依兰骑兵大队在牛心屯意外遭遇土匪，由于前期轻敌，未充分掌握敌情，也未等待主力部队支援，便盲目冲入村寨。不幸的是，他们遭遇了藏在村中的超过500名土匪，郎大队长英勇牺牲，100多名县大队战士壮烈殉国。此次事件，是我军在北满剿匪行动中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翌日，军区主力部队抵达牛心屯，苏军装甲车两辆开道，我军紧随其后发起攻击，经过长达三小时的激战，成功全歼500余名土匪，为依兰县大队的战友们讨回了血债。这一战，被铭记为“一打刁翎”。
方强指挥合江军区部队，历经四个月的艰苦剿匪，逐村逐县进行清剿，成功收复了17座县城，并恢复了合江与牡丹江、哈尔滨之间的公路铁路交通，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稳定，为建设后方根据地开辟了新的局面。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合江军区部队兵力扩充至近6000人，装备了轻、重机枪、山炮以及战马，实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土匪势力遭到连续打击，其嚣张气焰已不复从前。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将亲自嘉奖张雨新等人的战功，并计划于5月7日上午亲临刁翎进行视察。信中还命令张雨新部迅速整修简易机场，并做好列队等候检阅的准备。张雨新接到信后，未曾料到我军竟然拥有飞机，便信以为真，开始忙碌地整修机场。而我军则在5月6日的夜晚悄无声息地转移至刁翎北部的山林中潜伏。
5月7日的清晨，张雨新便召集队伍，特意身着日本军装，在新机场静候熊长官的到来。我航校的两架飞机自勃利机场起飞，其中一架不幸发生故障，坠入山沟。另一架抵达刁翎上空，果见土匪列队以待，随即俯冲而下，以机枪猛烈扫射。张雨新目睹部下纷纷倒地，方才意识到中了埋伏，匆忙中夺路而逃。我军地面部队趁机追击，击毙土匪30名，俘虏70人，并缴获步枪120支。张雨新率领剩余800名匪徒逃入牡丹江西岸的密林深处，而失散的散匪则返回刁翎，向我军投降。
1946年上半年，剿匪战役中，我们既收获了成绩，也汲取了教训。通过实战，我们对土匪的基本状况和行动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东北的匪徒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打家劫舍之辈，他们是一群狡猾而经验丰富的匪帮。其中不少成员曾是伪满时期的军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与地方上的地主豪绅有着广泛联系，拥有自己的匪巢，有既定的行动轨迹，在深山密林中构筑了秘密营地。在活动区域，他们还设有潜伏的情报员和耳目。在遭遇攻击时，他们往往能够提前接到警报，迅速逃入深山隐蔽。
在战术层面，土匪团伙亦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善于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在我军围剿之际，能够化整为零，巧妙地迂回、辗转、突破重围，行动极为灵活。凭借对当地地形人情的深刻了解，他们以小股部队的形式，巧妙地解决了粮食补给、住宿安置以及隐蔽藏身的问题。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我方的地方政权和乡级武装力量。一旦有机可乘，土匪便会袭击村庄，残害我方地方干部，破坏交通线路，打击我军剿匪小队，同时散布谣言，煽动民众情绪，企图瓦解人民的斗志，并策动地方武装的叛变。
在我军前一阶段的剿匪行动中，虽已成功消弭众多匪患，却未能彻底根除匪患之源。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部分部队存在轻敌心态，一旦击溃土匪，便不再追击。各军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配合，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只注重军事剿匪，而忽视了对群众工作的重视。由于群众对我党的认识不足，不敢主动提供协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在土匪的胁迫下，不得不帮助其传递情报。因此，尽管一时将匪帮击溃，但匪徒们在匪窝或山林中休整补给后，往往再度卷土重来，继续为祸一方。
1946年五月，我军撤离四平后，局势骤转不利。土匪势力误判国民党即将掌控全东北，于是再度嚣张。至八月，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久等“四大旗杆”人物再度集结，汇聚了8000余众，占据刁翎，意图东山再起。自六月起，北满地区的土匪势力相继侵袭并占领了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大肆杀戮抢掠，切断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线。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反下，原依兰人民自治军副司令杨清海于十月背叛，率领部众在依兰城内发动武装叛乱，使我方蒙受重大损失。同月，以骑兵为骨干的刘山东匪帮进攻萝北县城，我军守备部队遭受突袭，损失了三个连队，县长遇害，政府机关亦被摧毁。这些土匪与东满、西满等地的匪帮相互呼应，四处流窜，狂言“杀尽关里来客”，意图与国民党军队“会师哈尔滨”。我军在撤过松花江后，迫切需要在北满稳固立足，进行休整。然而，土匪的猖獗行为，成为了我党我军的心头大患。因此，剿灭北满土匪，成为我军在松花江以北建立根据地必须优先解决的首要任务。
1946年6月12日，东北局发布了《剿匪工作指示》，其中指出：“鉴于蒋军北进，我方主力部队集结，后方相对薄弱，合江、牡丹江及东安地区的残余土匪趁机猖獗，近期内接连攻占我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并阻断牡、佳线的交通。目前，上述地区活跃的土匪团伙约计七八千人。他们意图破坏我方稳固的根据地建设，并协助蒋军进行正面攻势。预计在十五日停战之后，国民党方面必将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各地土匪的活动也将愈发频繁，我方将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境。”
《指示》指出，在过去半年中，未能完全根除匪患的关键因素在于：
一、由于未能充分发动群众，因此未能形成一场广泛的剿匪人民运动。
二、剿匪部队骨干老主力不足。
三、土匪大多属政治性质，通常被称为地头蛇。他们采取分散的策略，此剿彼窜，将整体力量分化，以图保存自身实力。
四、在剿匪的战术运用上，我们或因主力部队过于集中，导致行动略显迟缓，我方意图暴露无遗，让敌人得以提前准备，趁机利用我方的防御空隙进行突围；亦或是在击溃敌人后，部队便迅速撤回城市进行休整，未能持续追击，从而未能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外，各地之间的协同配合也显得不够紧密。
《指示》明确指出：“鉴于当前斗争形势的演变，充分证实北满地区，尤其是合江、牡丹江一带，已成为我党在东北的核心战略基地。鉴于此，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坚决彻底地清除匪患，广泛动员农民群众，构建稳固的后方基地，以支撑持久战。当前，大城市已落入敌手，若不将根据地和农民作为核心，我党在东北的处境将极为不利，甚至面临失败的险境。”
《指示》对剿匪行动及兵力配置进行了重新调整。方强将军继续统帅合江军区部队，负责对佳木斯、依兰、同江、萝北等区域的匪患进行追剿。田松支队则担负起绥阳、东宁等地的剿匪任务；李荆朴将军指挥牡丹江地区的剿匪行动；温玉成将军负责珠河、苇河一带的剿匪工作；刘子云将军则肩负起通河、方正等区域的剿匪重任。同时，对西满及黑龙江军区的剿匪工作亦进行了相应的规划和部署。
在剿匪策略方面，《指示》明确指出：“各剿匪部队务必抓紧时间，迅速抵达指定区域执行任务。同时，要在部队指战员中开展深入动员，激发部队的英勇无畏精神，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战术上，应采取出其不意的远程奔袭、合围、穷追等策略，进行反复清剿和严厉镇压。当土匪陷入绝境，内部出现动摇和分化，向我方投诚时，必须解除其武装，严禁进行收编。对于土匪上层分子，可以采取培训的名义，进行集中管理；以防在群众尚未充分动员之前，他们在地方上继续活动，企图东山再起。各地区剿匪部队应加强情报交流，协同作战，不给土匪留下任何空隙和喘息之机。”剿匪行动需与群众动员相结合，需派遣大量干部组成工作团，伴随部队深入农村，对地主阶级进行清算和减租斗争。务必让广大基本群众切实感受到实际利益，自发组织起来搜寻土匪，打击反革命势力，形成全民剿匪的强大运动。
最终，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作出决策：牡丹江、合江、东安以及松江地区的剿匪行动，将由总部统一调度指挥。各地匪患动态及剿匪进展需实时上报总部。各省的领导同志需亲自深入基层进行检查指导。牡丹江、合江地区的工作团队，将由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负责牵头组织。
东北局的剿匪指令，既是行动的指南针，也是战斗的集结号。各主力部队在短暂休整后，即刻以团为基本作战单位，深入北满、西满的各个战略要地，展开了规模更大、战斗更激烈、剿匪更彻底的攻势。
1946年上半年，剿匪战役虽取得一定战果，成功剿灭众多匪帮，但整体局势仍不容乐观。多数地区仅是将匪徒击退，未能根除匪患，亦未捕获匪首。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各地匪徒再度猖獗，在我后方，尤其是北满地区，频繁破坏交通线路，抢劫、袭击我党政机关，并策划地方武装叛乱等事件。合江历来是匪患集中的地区，这些问题在此地尤为凸显。为确保北满地区的稳定，并将合江打造成东北我军的后方基地，东北局经深思熟虑，决定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同志前往合江，领导该地区的工作。
抵达东北之后，张闻天并未在东北局机关执掌领导职务，而是毅然投身于北满的城乡，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了解当地实况。经过半年的实地历练，他对这一区域的情况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46年5月底，张闻天从哈尔滨转至佳木斯，肩负起中共东北局合江省委书记的重任。履新伊始，他便迅速召集省工作委员会与省军区的主要领导，共同研讨局势，分析问题。张闻天深信，在抗联干部与关内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尽管仅半年多的时间，合江的市、县两级政权已被接管，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
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发动群众，打击敌对势力，伪满旧人员依然占据着多数职位，甚至受到重用。对土匪虽然进行了追剿，但只是击溃而没有消灭，在国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土匪又纷纷活动起来。总之，现阶段合江的形势还相当紧张，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张闻天认为，合江的局面之所以到现在打不开，是原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对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贯彻不得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对当前的斗争缺乏认识，敌我界限不清，还想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作法来收编土匪、加委旧政权人员；缺乏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在城市里贪图安逸享受。
1946年6月上旬和中旬，张闻天连续主持省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6月20日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当前合江工作的“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他号召全省干部“丢掉和平幻想，走出城市，到农村中去，继续发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合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去争取胜利。会上，张闻天宣布了东北局决定：他本人被任命为合江省委的书记，李范五担任副书记，而李延禄则被任命为省政府的主席。
合江地区的各项工作纷繁复杂，剿匪任务更是重中之重。自方强同志负责合江剿匪工作以来，虽然成功击溃了众多土匪武装，但匪首仍逍遥法外，潜入深山老林，继续为祸一方。遵循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北满分局决定对合江的剿匪力度予以加强。1946年8月，贺晋年同志被任命为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359旅的主力部队也加入其中，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深入开展剿匪斗争。
贺晋年，陕北的赤子，一位资深的红军将领，历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15军团81师师长、红27军军长，在抗战时期更是担任了八路军联防司令部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的重任。他历经沙场，积累了丰富的剿匪经验。哈尔滨的使命降临之际，他深感肩负重任，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程。在那个8月连绵不断的阴雨时节，他乘坐一列货车前往佳木斯。途中，匪患频发，火车不得不走走停停，500公里的路程耗时三天三夜才抵达目的地。贺晋年抵达后，目睹了这里的临战气氛，各重要机关门前都堆满了沙袋，手持枪械的战士们警惕地守卫着岗位。张闻天同志立刻接见了贺晋年，向他详细阐述了合江地区的匪患状况，并强调指出：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对于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兴衰至关重要，务必完成剿匪任务，扭转这里的混乱局势。
贺晋年接手合江军区不久，便在九月下旬召开了军区军政干部会议。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既对以往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诸多严重问题。他严厉批评了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收编土匪、大量任用伪满官员的错误行为，并对干部队伍中滋生的享乐主义思想和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作风进行了批判，强调有必要对地方部队进行彻底整顿。针对前阶段剿匪工作中采用的击溃战术未能根除匪患的问题，张闻天也提出了批评。他强调，我们的剿匪方针是彻底消灭，而非单纯争取，是“斩草除根”，而非“洗洗脸”。对于土匪，必须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确保将其彻底歼灭。贺晋年坚定地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指示，首先从部队内部着手，进行了深入的清理整顿。
果然如预期，潜藏于我军内部的敌对分子与不纯之辈，依次被揭露并查处。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出自勃利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亲叔则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头子孙荣久。孙景宇在抗战期间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但并未参与抗联行动，便前往苏联。1939年，他从延安返回，转至山东军区司令部第四科任职。抗战胜利后，他随山东部队一同抵达东北。鉴于他是勃利县人，1945年11月，他被派遣回乡，担任合江军区司令一职。
他到佳木斯后，对土匪、亲戚、伪满人员大搞加封委任，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都当上了“司令”。各地的武装也都是收编的土匪和原封不动保留伪满人员。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不久合江就出现了土匪特务的大叛乱，到处杀我干部。合江形势的混乱孙景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上他生活腐化，贪污浪费，搞特务女人，在撤职后，领导上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孙景宇自知罪恶严重，1946年8月借看病为名去哈尔滨，想叛变投敌，结果逃跑未遂，开枪自杀。作为反面典型，东北局于10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通报各级组织。
孙景宇若仅是背离了党的事业，那么杨清海，依兰第5支队副司令的背叛，便成为了更为深刻的警示。杨清海，一个自长春郊区农民家庭走出的男子，曾担任伪满军的班长。1940年，他毅然哗变，投身抗联第7军，成为了一名大队长。在日军残酷围剿的艰难岁月里，许多人心生退意，但杨清海却坚守阵地，表现出了非凡的坚定。在游击战争中，他恪守命令，英勇作战。在最艰苦的时刻，他率领队伍挺进苏联境内，坚持抵抗。1945年8月，他随苏联红军抵达依兰，并被委以城防副司令的重任。我军抵达北满之后，杨清海又先后担任了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总队长以及第5支队副司令等职务。
当时依兰情况复杂，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都被孙景宇委派为各地的“司令”，伪满的官吏、军警和恶霸们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他们有一套捧人的本事，杨清海与这些人混在一起，很快腐化堕落起来。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野妓。杨清海本来有自己的家庭，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不能自拔，遂与辛爱玉同居。辛爱玉当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和地痞流氓自然就把杨清海当成保护伞。杨叛变之后，依兰人都说：“若无辛爱玉的诱惑，杨司令恐怕不敢轻易背叛。”
苍蝇往往青睐那些存在裂痕的鸡蛋，国民党特务亦将杨清海视作策反的目标。他们巧妙地穿针引线，促使杨清海与李华堂建立了联系。杨清海随后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命，成为了“合江挺进军司令”。他同李华堂保持着紧密的沟通，静待时机以发动叛乱。
贺晋年履新后，便对杨清海的通敌行为有所察觉。鉴于缺乏确凿的证明，他与张闻天商议，决定将杨清海调往佳木斯进修，并暂时解除其职务，以便对其进行审查。察觉到局势不妙的杨清海，随即派人联系李华堂，并决定于1946年10月10日之夜发动叛乱。
9日，李华堂派土匪到依兰城外骚扰，我方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把主力派出去剿匪，城里力量十分空虚。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同志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客气气，心里却暗藏杀机。夜里，他带人开枪打死巡逻战士，听到枪响，他的亲信在营房里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2营营长王子俊等三位关里来的干部。杨清海来到营房，煽动大家跟他叛乱。说什么关内来的把苏联回来的人都清除了，“他们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共产党要是好，我还会变吗？我已经接受了中央（国民党）的委任，你们愿意和我一块干吗？”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150多人，长短枪160多支，机枪2挺。叛徒们猖狂攻打依兰县县委、公安局、监狱等单位，交火半夜，在我方坚决抵抗下占不到便宜，于是杨清海乘船渡江，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
贺晋年闻悉杨清海背叛的消息，义愤难平。此次事件令那些和平思想浓厚、麻痹大意的同志们纷纷清醒过来。众人深刻认识到：若不彻底剿灭土匪、整顿内部，我军在合江与北满之地将难以立足。贺晋年随即乘车赶至勃利359旅驻地，恳请刘转连、晏福生两位首长协助剿匪。两位首长欣然应允，派遣谭友林副旅长率领717团，归贺晋年指挥。以这支久经沙场的部队为基础，贺晋年带领军区骑兵大队及依兰独立团，备足十天之粮草与咸菜，于十月中旬踏上剿匪的征程。
贺晋年抵达依兰后，众人便对李华堂、杨清海的动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判断他们很可能潜藏在达连河周边。于是，部队火速启程，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抵达目的地，却未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侦察报告显示，匪帮已潜入黑瞎子窖沟，并向西南方向逃窜。贺晋年立即召集众人商讨敌情，他坚信李华堂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刁翎、依兰一带，而西边则是险峻的老爷岭原始森林，李华堂不可能轻易舍弃老巢，冒险进入深山老林。他推测李华堂此举意在绕圈子，试图将我军引入山沟，然后他再折返。在作出这一判断后，贺晋年派遣小股部队深入沟中追击，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前往四道河子，以阻断李华堂的退路。
无疑，我军沿着江岸向南挺进之际，突遭土匪的埋伏。李华堂得知我军正在追击他的踪迹，于是派遣百余名匪徒占据山巅，意图将我军驱赶至江中。在这紧急关头，贺晋年迅速拿起一挺机枪，与匪徒展开激烈的对射，同时掩护部队成功占领了侧面的山头。在强大的反击下，土匪们落荒而逃。此时，谭友林副旅长率领的359旅骑兵团赶到与我们会合，我军实力大增。众人一致决定，要乘胜追击，务必将这股土匪彻底剿灭。
传闻土匪潜入了称作沫勒气的幽深山沟，正意图逃向寒春河。贺晋年与谭友林随即率部疾行。沫勒气，一条绵延三十余里的荒凉山沟，夜幕降临时无人敢于涉足。贺晋年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担任向导，于午后进入沟内。山沟地势险恶，沟底堆积着腐朽的落叶与杂草，地面变得泥泞不堪，每踏一步，泥潭便没至膝盖。战士们只得跌跌撞撞，艰难前行。夜幕降临，部队又开始了攀登之旅，四周古木参天，不见月光星辰，亦无法辨识方向。地面上横亘着朽木，覆盖着青苔，稍不留神便会滑倒。在这荒蛮的森林中行进，若非有向导引路，恐怕连一步也难以前行。
历经一整夜的艰辛跋涉，每个人的身上都挂满了凝结的冰霜，随着黎明的到来，大家终于攀上了山顶，身心俱疲。贺晋年向下望去，只见草地上留下了一条被践踏的宽阔痕迹，地上的马粪仍旧湿润，这标志着土匪的踪迹终于被发现了。他兴奋地高呼：“这一夜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追上他们了！”众人瞬间士气大振，迅速整理武器，准备投入战斗。在一片不远的山间盆地，他们发现了几间农舍以及负责放哨的土匪。战士们斗志昂扬，不等骑兵部队完成迂回包抄，便率先开火。土匪闻声四散逃窜。此战共击毙了二三十名土匪，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名女子腿部受伤，躺在地上无法起身。经询问，她竟是杨清海的姨太太辛爱玉。李华堂与杨清海将她抛弃，乘船逃往牡丹江西岸。
此刻，部队已连续追击了四日四夜，战士们的身心均已疲惫至极。若能得一日之休憩，体力或许得以恢复，然而，土匪的踪迹亦可能随风而逝。贺晋年深思：纵然我们疲惫不堪，但土匪的疲态或许更甚。他们忧虑被我军追上，既不敢生火烹饪，也不敢入室安睡。此刻正是我们与土匪在体力与意志上的较量关键之际，丝毫不可动摇。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勇猛追击，不畏劳苦，持续作战，直至将匪首擒获，将匪徒一网打尽。
抵达牡丹江畔，眼前江面宽阔，冰块漂浮，船只亦尽遭土匪破坏。贺晋年一声令下，战士们便毅然决定徒步渡江。他们牵起战马，勇敢地跃入冰冷的江水之中。渡江后，凛冽的寒风一吹，众多战士身上结满了冰霜，其中不乏冻得僵硬、无法行动者。然而，即便如此，剿匪的决心依旧坚定不移，队伍继续向西莲花泡进发。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土匪的藏身之地，一番激烈的交战后，成功活捉数名土匪。经过审讯，得知李华堂已逃往刁翎。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俘虏中意外发现了谢文东的部下，原来谢文东在牡丹江军区部队的追击下，逃至此地。
起初意图对付李华堂，而今谢文东又浮出水面。贺晋年思量：谢文东乃“四大旗杆”中的翘楚，既已掌握其行踪，自当先行铲除谢文东。
谢文东，昔日依兰县的一方巨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在当地集结武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声名鹊起。在抗日联军中，他因功勋卓著，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然而，1938年，日军对抗联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行动，谢文东的副官竟背叛了他，将谢文东交于日军之手。在日军的诱惑下，谢文东沦为汉奸。日本投降后，孙景宇委以谢文东自治军司令之职，但谢文东实则“明投八路，暗通中央”。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之际，他即发动叛乱，大肆屠杀我党干部，因此被国民党委任为先遣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在合江地区犯下滔天罪行，罪行累累。他原本拥有数千人的武装，但在牡丹江军区部队的打击下，大部分被剿灭。谢文东仅率数百残兵败将逃至合江，企图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与我军周旋，等待国民党军的到来。
贺晋年与各部队首长商议，谢文东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用大部队追剿的方法恐怕不行。通过前一段追剿李华堂，大家积累了一些经验，决定改变策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土匪。贺晋年指着地图说：“从南边的夹皮沟至北边的黑瞎子窖沟，东临牡丹江，西至老爷岭，这片区域东西狭长，南北宽广。我们应迅速派遣部队驻守夹皮沟与黑瞎子窖沟，封锁出口，并严密控制牡丹江两岸的所有渡口，使谢文东陷入绝境。同时，我们还要封锁山区的主要通道，设立关卡和据点，组织精锐小分队携带粮食和炊具深入山林，进行搜剿。通过切断土匪的粮食补给和情报来源，彻底断绝他们的生存之路。”
追击谢文东这位老谋深算的狐狸，实非易事。牡丹江之西，群山连绵，原始森林广袤无垠，人迹罕至。谢文东对山道了如指掌，诡计百出，而我军则对此地生疏，缺乏实战经验。战士们费尽周折才找到匪徒的踪迹，然而一旦发起攻击，土匪便如麻雀般四散而逃，难以抓获。谢文东对我军的追捕毫不在意，他时而潜入这条山沟，时而藏身于那座密林，与我军在崇山峻岭中周旋。待我军粮草耗尽，只得无奈撤回城池。
部队深入山林已数日，谢文东的踪迹依旧杳无音信。随着11月的寒潮日益加剧，松花江的江面渐显冰封的趋势。贺晋年与谭友林商议，下定决心在松花江彻底结冰前捕获谢文东。于是，他们鼓舞士气，号召全体队员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紧咬牙关，再加把劲，务必生擒谢文东。
他们向当地村民和猎人咨询，了解到土匪在森林中设有藏匿粮食的秘密营地。乌鸦成群盘旋之处，往往就是土匪的藏身之地。乌鸦以土匪剩余的马骨、马内脏为食，而灰烬的存在则暗示着土匪曾在那里烹煮马肉。通过灰烬的温度、马肉的腐败程度以及马粪的湿度，可以推断土匪已离去多久。一旦找到土匪的藏身之处，摧毁他们的粮食储备，土匪在山林中的藏匿便不复可能。凭借这些宝贵的经验，战士们攀爬至山巅和树梢，一见到乌鸦盘旋或冒烟，便迅速追踪并猛烈攻击。这些策略屡试不爽，土匪在我军的打击下，要么命丧黄泉，要么身负重伤，侥幸逃脱者也无不惊慌失措。我军在森林中搜寻并发现了土匪的藏身之地，既有简陋的窝棚，也有空心老树。战士们摧毁了土匪的藏身之所，焚烧了他们的粮食，使得谢文东匪帮迅速陷入困境。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土匪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马肉，因为没有盐，土匪们浑身无力，腹泻便血。谢文东给部下打气，说只要一封江，他们就可以逃脱了。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到处张贴“投降留命”“缴枪不杀”的标语，土匪们更不想跟谢文东送死了。一天，土匪遇见两个猎户，先找他们要吃的，再问山外边的情况。猎户说：“八路军人数众多，牡丹江两岸均有驻军，你们无处可逃。”匪徒们又问：“八路军会杀我们吗？”猎户便向他们介绍了我军的俘虏政策。随即，两名匪营长表示：“不愿再战，愿意投降，以求生存。”谢文东愤怒地斥责：“这是共军的宣传，切勿轻信！”随即下令将两名猎户绑在树上枪毙。就在这时，我军的搜山部队赶到，一枚手榴弹不慎掉入火堆，引发爆炸。谢文东困惑不解，愤怒地质问：“是谁将子弹掉入火堆？”话音未落，我军的机枪便猛烈扫射。匪徒们如同受惊的麻雀般四处逃散，谢文东无法再控制队伍。我军战士全力搜寻敌人，一夜未眠。匪徒们有的被俘，有的投降，谢文东的匪帮最终溃不成军。
此刻，谢文东身边仅余六名随从，如同丧家之犬，慌不择路，如漏网之鱼般在密林深处四处奔逃。他的马弁汤二虎难以忍受，向谢文东提议：“军长，是否应该考虑投降？我打算投降了。”谢文东平时不带枪，担心汤二虎反戈一击，便哄骗道：“二虎，你先去投敌，为我处理投降事宜，明日带匹马和两块饼子来接我。”然而，当汤二虎带着我方部队寻找谢文东时，他们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谢文东的藏身之处能逃到哪里呢？贺晋年和谭友林经过一番分析，推测他可能正徘徊在牡丹江边，搜集食物，伺机渡江。他们听闻四道河子有一位长者对江域地形了如指掌，于是将他请来协助。长者透露，四道河子与五虎嘴子之间的江面在农历十月下旬便会结冰，足以让人通行。贺司令对此信息高度重视，下令派遣小队化装搜索。谭友林将任务下达给718团5连副连长李玉清，称这是一次寻找人参的行动，“谢文东的体型比人参要胖得多，看到他，抓住他便是。”李玉清带领十数名战士跋山涉水，却始终未见人影。在一座树木稀疏的小山上，他们发现了一座小庙。当他们赶到时，看到一个胖子正跪地祈求神灵。李玉清手持枪支，大声质问：“你是不是谢文东？我来抓你了！”众人一拥而上，用绳索将谢文东及其部下牢牢捆绑。这位长期为害一方的匪首，终于在1946年11月20日被我军成功捕获。
贺晋年立即向总部报告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林彪回电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并生俘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12月3日在勃利县城召开公审大会，远近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宽阔的会场被两万多人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都激动地称赞：“八路的本领真高强！”剿匪部队的首长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活捉谢文东的过程，他谦逊地表示：“剿匪是我们的职责，这次胜利应当归功于老百姓。在深入山林追剿胡匪的过程中，全靠老乡们的指引，正因老乡们纷纷组织起来，限制了胡匪的活动范围，迫使他们不得不下山，使我们得以轻易将其歼灭。这仅仅是一个胜利的开端，李华堂、孙荣等人尚未被擒获，我们还需继续追捕，我们坚信，只要军民紧密合作，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发言结束后，谢文东被押上台前公开展示。村民们纷纷上前控诉，坚决要求枪毙这个罪孽深重的匪首。谢文东被押至烈士墓前，一声枪响，终结了他的罪恶生命。
消灭谢文东匪帮，是我军在东北剿匪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北满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士气高昂，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土匪的嚣张气焰被彻底压制，走向穷途末路。在剿匪过程中，我军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张闻天将这些经验总结出六条，以记者采访贺晋年的方式发表在《东北日报》上：“一、面对集中的敌人，我们要迅速集结优势兵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这不仅能创造消灭敌人的良机，还能削弱其战斗意志。二、敌人若逃入山林，我们必须立即追击，力求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三、一旦敌人潜入山林，应迅速包围，并在周边设立防线。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应部署强大的堵截部队，并派遣精锐部队携带粮草和炊具进入山林露营，反复进行清剿。虽然此举不能彻底消灭敌人，却能使敌人溃散、瓦解乃至投降。四、为切断敌人粮源，必须实施严密的坚壁清野，让胡匪无粮可寻，自行溃散。五、当敌人失去战斗意志而溃散时，我军部队可以大胆分散搜山，甚至以排或连为单位，有时可化装成便衣进行搜索。正是如此，我们成功捕捉了谢文东。六、搜山部队不宜过多，因为深山密林中难以展开行动，且容易失去联络，因此应大胆组织少数精锐部队进行搜山和检查匪迹，随后实施追剿。”
合江军区部队乘胜追击，对潜伏于刁翎深山中的张雨新、李华堂两股残匪展开搜剿。在连续打击下，张雨新匪帮溃不成军，只得在山林中四处躲避。在我军捕获谢文东后不久，又成功擒获了张雨新的副官。据其交代，张雨新曾派他前来联络谢文东，而张本人正藏匿于三道通西面的山林之中。获此情报后，贺晋年立即派遣刘淑颜排长率领30余名战士，由张雨新副官引路，顶风冒雪，行军百余里，抵达张雨新藏身的草棚。然而，张雨新已不知去向，草棚中地上残留的炭灰依旧冒着热气。刘排长判断张匪并未远遁，于是循着匪徒留下的足迹继续追踪60里，最终在折里汀西南沟找到了一个草棚。刘排长随即命令战士们包围草棚，并向内高呼：“张黑子，束手就擒吧！”藏匿于内的张雨新见形势已无法逆转，只得沮丧地走出草棚，口中嘟囔着：“我运气不佳，你们运气真好。”最终，他无奈地束手就擒。
在寒春河事件漏网之后，李华堂曾与张雨新短暂重聚，企图卷土重来。他流窜至三道岗周边，却遭到了依兰独立团的猛烈打击。面对我军的强大压力，李华堂不敢再轻易交战，只得退守刁翎山。随着谢文东、张雨新的相继落网，我军对李华堂的围剿行动愈发严密。李华堂及其部下整日奔波劳碌，无暇他顾。无奈之下，李华堂只得将匪徒拆分为数个小股，各自为战，以求生存。他自己则保留了一支数十人的骑兵队伍，在粮食短缺之际，不时下山劫掠以充饥。
李华堂是老兵痞，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参加抗日联军，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1938年在日军疯狂围剿抗联的严重关头，他叛变投降了日本人，转为汉奸走狗，残害抗联家属和进步人士。日本投降后，他又看风使舵，当上了人民自治军司令，拉起队伍扩充实力。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他就显露出凶恶本相，杀害我党干部，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上将司令。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狡猾凶恶的匪首，一天不消灭，我们的后方就不得安宁。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首长决定，派骑兵团追剿李华堂，他跑到哪里，我军就追到哪里。在我骑兵团的连续追击下，李华堂的马队也垮了。到1946年12月中旬，李华堂残匪只剩下20来人。他们逃窜到刁翎与林口之间一个叫大盘道的地方，和我送电台的通信连相遇。一阵交火，李华堂的部下大多就擒，只有李华堂本人逃脱。当天下午，一个老乡跑到我军团部报告：李华堂一个人正向刁翎方向逃跑。团部立即派出战士，骑马向大盘道方向追去。大盘道是秃山，没有树林，没有深草，无藏身之地，李华堂没有马骑，徒步当然走不快。我军的五个骑兵发现李华堂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跑，就紧追上去。李华堂故作镇静，不回头也不开枪。我军两个战士跃马冲到李华堂面前，拦住去路。喝令：“站住！”这一下，李华堂终于按捺不住，举起双手掏出枪支，左右连发数枪，击伤了两名战士。我军其他同志迅速还击，一枪击中李华堂的下巴。负伤的战士掷出一枚手榴弹，炸伤了李华堂的双臂。众人随后上前，将李华堂牢牢捆绑。
身受重伤、被俘的李华堂，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却依然在顽强地抵抗。他咒骂着，要求我们的战士再向他开几枪，甚至试图咬人。战士们用破布堵住了他的嘴，但他仍旧不断挣扎和撞击。在屯子里，他们找到了一辆大车，将他拉往城内。李华堂在车上仍旧剧烈挣扎，以至于惊动了马匹。马车在疯狂地奔跑中，车夫惊恐地跳下车，车上只剩下了被捆绑的李华堂。我军骑兵紧追不舍，一路追逐数里，最终马车翻覆，李华堂被压在车底，气息奄奄。这位多年来横行乡里的惯匪，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李华堂的共犯杨清海如今匿迹何方？1946年十月，贺晋年率骑兵部队于牡丹江畔围剿李华堂匪帮，俘获了负伤的辛爱玉。匪徒溃散后，杨清海独自逃至哈尔滨，又因惧怕被我军发现，转而逃至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靠拉车为生。1947年，杨清海前往沈阳寻求国民党当局的庇护，意图获得一官半职。然而，此时东北境内的匪患已基本肃清，杨清海在国民党眼中已无利用价值，仅被分配了一个低微的职务。杨清海因此感到受辱，与对方发生争执，终被指控罪名，入狱直至东北解放。沈阳解放后，他又逃至辽中县，假扮雇农身份定居，并分得土地。1950年，他重返沈阳，以小本经营为掩护。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真实身份终被群众揭露。1951年3月，杨清海被公安机关逮捕，不久后于沈阳被处决。
合江军区的剿匪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取得重大胜利。土匪的“四大旗杆”被拔掉三个。大股的土匪基本上被扫荡，只剩下零星的散匪等待进一步清查捕捉。多少年治不了的土匪，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前，被降伏了。回顾这场斗争，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1947年4月在给民主联军总部谭政主任的报告中说：“自去年9月贺晋年同志来合江后，根据当时情况，坚决执行了穷追的方针，亲自率领部队艰苦作战，首先提出捉最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等动员口号。采取突破一点，取得典型经验，推动全局的领导方式，这一方针的坚决执行，对合江剿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林彪对合江剿匪评价很高，1947年4月19日他在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在谈到战斗作风问题时说：“大兵团作战不比游击队，要准备吃苦。有时在战斗中，敌人已被打垮了，由于前进与攻击，我们的队伍已很疲劳，但是如果不能忍耐一下，不能跟踪追击，那么敌人就跑掉了。这种关头，忍一下苦是非常必要的。过去红军过泸定桥，一天一晚下着大雨在泥泞中走200余里路，一面走路，一面瞌睡，一面作梦，要桥不要命。要知道敌人虽然先走了几个钟头，但是可以追上的。因为有很多偶然的机会，如敌人要吃饭、住下、休息等，这样使我们可以追上。敌人越多越好追，追击的时候不要失望。贺晋年同志追土匪追得很好，累是累不死很多人的，要舍得追。”
消灭李华堂后，部队陆续回到驻地，过了一个好年。春节过后，剿匪工作再次展开。这次又不同以往，大规模的战斗没有了，需要的是深入细致地搜寻隐藏的零散土匪，这就不仅需要勇敢，还要有些智慧，特别要注重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在这方面，松江军区总结了一套经验，要点是：
一、积极推动全民参与的肃匪行动。我们需在民众中广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澄清谣言，消除疑虑，汇聚并动员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形成广泛的规劝与举报匪情的群众运动。唯有如此，方能促使流散匪徒放下武器，悔过自新。
二、正确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顽抗者严，归顺者宽，分别对待的政策。严禁吊打等错误作法。在剿匪初期，曾有错误的吊打追枪行为。经验证明，越吊打土匪越顽抗，我们就越脱群离众。有人反映：“你们不打人，我早投过来了。就怕交一支枪要两支，交这要那，没有就打，那可受不了。”吊打多是为枪，所以必须明确：人的生命远比枪械更为宝贵，政策应当以人的生命为重。在捕捉匪徒和收缴枪械的过程中，关键在于用思想进行争取。
三、针对顽抗之匪首，需有针对性地果断进行捕捉。务必彰显武装力量的强大，若你不愿投降，便将你绳之以法。唯有如此，方能瓦解土匪势力，促使他们心生动摇，选择投降。捕捉行动越是坚决，主动悔过并投案自首的匪徒便会越多。
四、紧密结合重点捕匪行动，全面展开登记、上交枪支及悔过自新的运动。
五、我们积极召开群众大会、房东集会以及土匪家属座谈会，广泛宣传政策，并通过实际行动协助群众开展劳动，此举深深触动了群众的心灵。有的群众主动向我方提供土匪的情报，有的则劝导土匪归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夯实了群众基础，也有效稳定了地方治安，实现了双重收益。
各军区积极借鉴彼此经验，相互取长补短，使得1947年的剿匪行动得以更为深入和扎实地进行。春节过后，贺晋年精心组织合江军区部队，对“四大旗杆”中最后一位匪首孙荣久发起了彻底的清剿行动。
孙荣久，又名孙访友，外号孙快腿。17岁开始当土匪，枪法准，武功好。原在张雨新匪帮中效力，抗战结束后孙景宇来合江工作，孙荣久与他有亲戚关系，被委任为自治军司令，队伍扩充到千余人马。他暗中又接受了张雨新加封的国民党中将军长的头衔，脚踩两只船，随时准备叛变。1945年底，上级命令他的队伍开往鸡西，他认为这是共产党调虎离山。12月11日，他的队伍到达林口时，孙荣久突然叛变，杀害我随军干部，进攻勃利县城。以后他与张雨新等配合，流窜于勃利、桦南一带。1946年上半年我军曾在青龙山、双河与孙匪几次战斗，孙荣久曾被俘，又跑掉了。他的主要力量是百余人的马队，在我军连续打击下，他的人马越来越少。1947年1月，我359旅骑兵团在勃利、桦南县大队配合下，对孙荣久匪帮进行连续六个昼夜的穷追猛打，将其大部歼灭。孙荣久只带少数人逃进桦南县深山密林中。
这时，土匪们知道“四大旗杆”倒了三个，心里都动摇起来。孙荣久用大棒子打死两个随从，也是无济于事。最后他只带了贴身副官彭治斌，逃到一个叫神仙洞的秘密地点隐藏起来。孙荣久得意地说：“此地处隐蔽，鲜为人知，且不乏饮食，咱们在此安享几日神仙般的生活。即便民主联军拥有再大的能耐，在这广袤的林海、严寒的冰雪之中，他们也难以在此滞留一整个冬季。待我们在这神仙洞中吃饱喝足，让他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届时，这又将是我们称霸天下的时刻。”
孙荣久宛如冬眠的狗熊，在洞穴中蛰伏了两月之久。随着粮食告罄，他们不得不离开洞穴，寻求他处。行至一处村落，当地妇女见他们满脸胡须，衣衫褴褛，形迹可疑，遂上前盘问。孙荣久察觉形势不妙，转身便逃，躲藏于马家街北三十里外的猴石山中。桦南县大队得知这一情报，迅速组织人马登山搜捕。3月26日，赖庆桐指导员率领二十余名战士，兵分两路攀登猴石山。此山虽不高，但林密雪深，膝以上皆是。行进间，他们发现了脚印，循迹追踪逾一里，于山腰炭窑旁发现一间小木屋。虽非烧炭季节，屋内却残留锅灰与泼水痕迹，显见有人藏匿其中。赖指导员立刻提高警惕，派遣两名战士攀至屋顶，以刺刀破开顶棚。孙荣久在屋内难以忍耐，不断向外射击。赖指导员高呼：“二排跟上，生擒活口！”同时虚张声势，恐吓土匪，并投掷一排手榴弹，炸塌一面墙壁。孙荣久深知难以逃脱，遂停止射击，与副官一同走出木屋，束手就擒。4月1日，在勃利县举行了一场万人公审大会，孙荣久被处以极刑。至此，为祸多年的“四大旗杆”终被彻底铲除。
在北满的剿匪斗争中，合江军区的将士们英勇奋战，战绩辉煌，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牡丹江、松江、龙江、嫩江等四个军区在剿匪的征途中亦屡建奇功，涌现出了众多英勇的战斗英雄和感人肺腑的事迹。无数人曾沉浸于曲波所著的《林海雪原》之中，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令我们热血沸腾。而“智取威虎山”这一故事，更是被改编为脍炙人口的现代京剧，广为流传。杨子荣并非虚构，而“智取威虎山”则是一部经过艺术加工的传奇故事。
杨子荣，山东牟平人氏，于1945年投身于八路军。伴随着山东部队挺进东北，他成为了田松支队的战士，并在早期抵达了北满地区。继而在牡丹江军区第二团第三营担任侦察排长一职，投身于剿匪的战斗之中。1946年春季，李荆璞司令员率领牡丹江军区的主力部队，在海林杏树村对许大虎匪帮实施了包围。在进攻即将展开之际，杨子荣忽闻村中传来儿童与妇女的凄厉哭喊。为免无辜百姓遭受伤害，他毅然请缨，主动要求入村进行劝降。他头戴一块白毛巾，被土匪引至村中，向他们阐明我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并劝告土匪们为村中亲人考虑，切勿顽抗到底。面对气势汹汹的许大虎，意图加害于他，另一匪首郭富春，身为本地人，不愿让全村老少陪许大虎一同走向毁灭，遂表示愿意投降。许大虎孤立无援，在村民和匪兵们的纷纷要求下，不得不同意投降。如此，杨子荣凭借其勇敢与智慧，成功说服了四百余名土匪投降，并缴获了大量步枪、机枪，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1月的某日，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收到一封由“座山雕”派遣手下送来的恐吓信。信中，对方勒索十袋白面粉和二十件棉衣，限令在指定地点交付，否则将降临村子，实施烧杀掠夺。所谓“座山雕”，其真实姓名为张乐山，时年已届古稀，乃一个恶贯满盈、心狠手辣的匪首。他假借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2支队司令”的名号，在周边地区对我军进行偷袭，残害无辜百姓。在“四大旗杆”势力覆灭之后，他带领一小股残匪逃至海林县北部的夹皮沟深山老林中，隐匿踪迹。此次，部队首长洞察到“座山雕”的行踪，遂决定派遣杨子荣及孙大德等五位战士前往执行侦察任务。
杨子荣一行化装成被打散的土匪，来到夹皮沟的蛤蟆塘。在那里发现了一群伐木工人，实际上是“座山雕”的部下。杨子荣、孙大德上前用土匪黑话与他们打招呼，骗取了土匪小头目的信任。“座山雕”听了报告，又派一个土匪连长来找杨子荣接头，用黑话考验一番。杨子荣镇定自如，土匪不再怀疑，第二天来请杨子荣等进山。在雪深没膝的原始森林中，他们跟着土匪沿着山中小路艰难地走了几十里，终于来到“座山雕”匪帮隐藏的窝棚。杨子荣命令几个同志把住门口，自己与孙大德闯进窝棚，用枪逼住“座山雕”，喝令他投降。土匪们以为是黑吃黑，也没反抗就缴了枪。当“座山雕”等25人被捆绑着押到海林镇，才明白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座山雕”病死在牡丹江监狱里。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刊登杨子荣活捉惯匪“座山雕”的消息，给予高度评价。此后，杨子荣在夹皮沟一带继续搜寻土匪。2月23日，他在夹皮沟的闹子沟里发现土匪郑云炮等隐藏的窝棚。当时天色将明，杨子荣乘土匪酣睡未醒，上前一脚踢开窝棚木门，喝令土匪投降。谁知有一个土匪没睡着，他抄起身边的步枪就往门外开了一枪，正打中杨子荣。杨子荣缓缓地倒下去，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义愤填膺，一拥而上，将顽抗的郑云炮等几名土匪统统消灭了。杨子荣的遗体被抬回海林县城，牡丹江军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杨子荣和其他在剿匪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战士们一同葬在海林县东山坡上。高大的纪念碑上刻着英雄的名字，碑的两边摆满花圈，几千海林百姓和2团干部战士含着眼泪，为杨子荣致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等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直到今天，人民还都记得这位传奇般的英雄。
土匪之盛，实乃乱世之产物。然自我党在东北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并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土匪势力便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在东北局《七七决议》的英明指引下，1946年下半年，我军对北满地区的土匪进行了坚决的追剿，成功消灭了大批土匪武装。伴随着上万名干部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恶霸的清算运动以及土地改革，人民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切实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利益，社会形势也随之逐渐改善。到了1947年上半年，剿匪斗争已从军警部队的军事进剿，转变为全民参与的剿匪运动。在1947年4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剿匪工作报告中，分享了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土匪的宝贵经验。
根除土匪的根基之策，在于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一旦群众的力量得到充分调动和深入发动，土匪便将无处遁形。在东北地区，针对土地斗争的具体实践，采纳了以下措施：
1.当基本群众与地主阶级的恶劣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在其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之后，随即发起了群众性的“起枪”运动。这一运动旨在将地主阶级和坏人的武装力量转变为基本群众的武装力量，构成了最为激烈的斗争形式。据松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除去剿匪战争中的缴获，在群众运动期间，群众共起获地主和特务、散匪隐藏的枪支超过8300支（其中哈东地区3600支、哈北地区3500支、哈南地区1200支），还包括了67挺机枪。
2. 通过群众工作瓦解匪巢（根据地）与匪徒的潜行路线。首先，各地需详尽调查辖区内匪巢与潜行路线的分布，并组建工作团队，协助清算武装力量，深入开展针对匪巢和匪区的群众工作。经调查启发，提高群众觉悟，对窝主与溜主（转变为地主）展开斗争。将当地的真正工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并加以武装，与派出的武装力量协同搜剿散匪。同时，建立炮楼进行固守，确保土匪无法再次入侵，切断其粮食和情报的补给，使其彻底失去依靠，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3. 我们积极推动以民众武装自卫为核心内容的联防运动。在已开展群众工作的区域，我们依据各村落的具体情况，成立了联防指挥部，并建立了通讯网络。在规模较大的联防区域，我们部署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部队，用以应对那些超出地方武装能力的土匪团伙。一旦发现土匪，各联防单位便迅速联合，发起攻势，将他们击溃后，再共同搜山捉拿散匪。在联防村庄内，我们构筑了一两座坚固的炮楼或防御性建筑，作为抵御大规模土匪入侵的坚固堡垒，以保护人民武装和地方干部的安全。若遭遇土匪袭击，立即上报情况，机动部队随即增援或坚守阵地进行抵抗。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到1947年4月，北满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多少年和多少朝代解决不了的匪患，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剿匪战绩如下：
在激战之中，我军共发起主要作战行动1303次，成功击毙敌匪12539名，造成敌匪18568名受伤，俘虏敌匪36601名，迫使敌匪11782名投降。
共缴获各类枪械共计51835支，其中步兵枪与马枪各占一部分，轻机枪1129挺，重机枪301挺；短枪则达到2807支。掷弹筒有414个，迫击炮261门，山炮32门，野炮15门，平射炮34门，小炮18门。此外，还有战马6009匹，以及军用汽车134辆。
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执行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第一步，我军在东北站住了脚，有了可靠的家，为下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派角逐东北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